陈艾荣 同济大学土木工程学院桥梁工程系教授

又逢四月，同济的樱花开得格外绚烂，校园里处处激荡着青春的活力。此情此景，让我不禁也想起我的大学，想起一路走来对我影响至深而又提携有加的李国豪校长。

我高中的时代，人们对文学是极其热爱的，我也曾想在文学之途闯一番天地，每期的《上海文学》也是不忍释手。当我读到《上海文学》刊登的一篇介绍李国豪校长的报告文学时，李校长在社会动荡之中求学、执教，受到冲击仍初心不改坚持桥梁研究，从出任同济大学工学院院长直至校长的传奇经历，对我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可以说改变了我一生的选择和志趣。1979年我在贵州参加高考，义无反顾地报考了同济大学，又如愿以偿地考取了李国豪校长创立的桥梁工程专业。我是无比幸运的，未曾谋面的李国豪校长成为了指引我人生扬帆起航的灯塔。

到同济求学后，听到了更多李国豪校长为人、为事、为学和为师的故事，我还惊喜地发现李校长竟也和我有着同样的爱好——打太极拳。这更加坚定了我对桥梁工程专业学习的热爱和信心，也对个人未来发展充满期待。四年的本科生活倏然而过，1983年我的毕业设计在范立础老师悉心指导下完成了混凝土桁架连续梁桥设计，其中一个关键问题的解决，就受到了李国豪校长1975年所著的《桁梁扭转理论——桁梁桥的扭转、稳定和振动》中等代梁思想的启发，将混凝土桁架梁等效成混凝土箱梁，大大简化了计算，节省了同济大学719机房宝贵的电算用时。在桥梁专业领域，李国豪校长深厚的桥梁理论功底让我甚为叹服。

1995年在我开展博士后研究期间，恩师项海帆教授正主持虎门大桥抗风科研任务，安排我做全桥气弹模型风洞试验设计工作。我深知虎门大桥的设计任务是在李国豪校长的极力呼吁下才从英国公司手中拿回来的，所以丝毫不敢懈怠，认真进行模型设计计算，仔细核对每一项计算结果。李国豪校长是特别注重模型试验和实证研究的，文革期间他在失去人身自由和极其苛刻的条件下，仍通过理论计算和自制的桁梁桥模型试验验证给出了武汉长江大桥横向晃动的原因。因而虎门大桥的抗风研究也一直是李校长心之所系，当得知全桥气弹模型在同济大学TJ-3大气边界层风洞中拼装完成并即将开展现场测试时，他第一时间来到风洞现场听取项海帆教授的汇报。而我因倍感压力巨大，没敢在现场参加验证测试，李校长得知后还专门鼓励了我，这件事对我之后坚定地投身桥梁科学研究影响深远。

李国豪校长耄耋之年仍受邀担任我国多个重大桥梁工程的顾问或专家组组长，李校长常说，我们研究的主体是工程，必须具有工程背景，必须解决实际问题。江阴大桥、润扬大桥、杭州湾通道、苏通大桥、琼州海峡通道等多个国家重大桥梁工程的建设或研究都凝聚了他的关切和智慧。1998年开始，我先后担任同济大学桥梁工程系副系主任（主持工作）、系主任，也有了更多的和李校长见面的机会，他也经常让我陪同参加一些重大桥梁工程的咨询决策和技术交流。李校长每每思路清晰，看问题直至关键，他的战略思维和高瞻远瞩着实令我高山仰止，获益良多。而更让我感佩的是，李国豪校长经常和我们讲起的话：“为人要正派，做事要诚信，要淡泊名利。”

李国豪校长关心、爱护青年是有很多美谈的。只要时间容许，每届的桥梁毕业生庆典活动他都是要参加的，寄语毕业生并与大家合影，这也成了历届桥梁学子们“最同济”的毕业式。我是桥梁83届本科毕业，李校长因事未能参加我们的毕业庆典，每每提起，他都不无遗憾。正因如此，也成就了李校长与我们桥梁83届的特别渊源，我们毕业15年、20年的返校活动他都欣然参加，也给我们“补上”了弥足珍贵的寄语和合影。不仅如此，李国豪校长对晚辈也是极力提携的，我们班上的很多同学，在不同的时期、在不同的场合都得到过李校长的关心、支持和帮助；这其中，以张喜刚院士、马骉大师、周良大师等为代表的一大批同学，为我国桥梁工程的现代化建设兢兢业业、砥砺创新，作出了同济桥梁人的卓越贡献。

李国豪校长（右三）参加同济大学桥梁工程专业79级毕业二十周年返校活动并合影

  李国豪校长深厚的爱国情怀、严谨的治学理念、独特的战略家气质和人格力量，影响和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同济人。作为同济第三代桥梁人的一员，我也不敢懈怠，秉承李校长“理论联系实际，发展桥梁科技”的学术思想，积极投身教研、育人和社会服务实践；我也时常和我的学生以及我学生的学生一道，追忆李国豪校长的大师精神和‘大爱’品格。党的二十大进一步指明了交通强国战略的发展方向，我国交通现代化的蓝图已然绘就，相信在深刻李国豪校长烙印的同济精神的传承中，同济桥梁人一定能够继续书写出不负于国家的时代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