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智远

（原载《同济教育研究》2005年第1期）

今年2月23日傍晚，有老友电话告知，李国豪先生与世长辞了!噩耗传来，令人心碎，悲痛万分!他的音容笑貌，常浮现于脑际，他的谆谆教导，常在耳边回旋；一件件往事，不断地涌上心头，难以自已。现在，根据我的回忆，在此把它记录下来，以寄托哀思。

一、积极支持正义的学生运动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的1946年初，李国豪先生在德国学成后，怀着报效祖国的满腔热情，同夫人叶景恩博士一起，途经法国回到了在上海的母校——同济大学任职教授，并先后担任土木工程系主任和工学院院长。在这期间，他眼见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腐败，以致民不聊生，还发动反人民的内战，内心深恶痛绝，曾愤怒地对一位知交说：“国民党反动政府不垮台，天理难容!”对正义的学生运动积极支持，对进步学生热情爱护、保护。在此我只举几件历史事实，分述如下：

1.在1947年5月发生的“五二〇”学生运动不久后的一天，国民党的一群军警特务，来到同济工学院，按照他们手里拿着的黑名单，要逮捕几位学生运动中的领袖人物。在此情况下，愤怒的同学们，一面把军警包围，一面去请求住在四平斋的李先生出主意，设法保护，当他知道此情况后，立即电话请校长董洗凡来现场。董到现场后，迫于学生的压力，拒绝了军警的要求，随即，军警在同学们一派“滚出去”的口号声中灰溜溜地撤走了，而被列入黑名单上的同学也得到了保护。

2．发生在1948年初的同济“一·二九”学生运动，遭受国民党反动派镇压后，在一次由当时的同济大学校长丁文渊主持的校务会议上，暴戾的丁文渊及其几个追随者，主张大量开除所谓的“闹事学生”，但遭到了李先生义正词严的反对。他的意见，在会上获得了不少进步教授的赞同、支持，因而，许多同学避免了被开除的厄运。

3．李先生很关心进步同学的安全。在同学中具有很高威信的学运领袖人物杜受白，有一次，李先生特别暗地里告诉他，一定要提高警惕，因为隐藏在学生中的特务，已在密切地注意他的行动了。数十年后，杜回母校访问，当我们见面时，他怀着对李先生特别崇敬和感激之情，向我谈起了这件令人难忘的往事。

4．国民党反动派撤离上海前夕的1949年4月26日晚上，还在工人、学生中按其确定的黑名单进行了一次大逮捕。在同济，黑名单上除部分进步学生外，还包括有“民主教授”之称、深受同学们爱戴的李国豪教授，可是，阴差阳错，李先生却神奇般地避免了这次被敌人逮捕的不幸。事情的经过大致是这样的：当晚，几个特务去李先生的住宅准备逮捕他，可是，他们既找错了门，也认错了对象。当他们把同住在四平斋宿舍里的李梦麟德文教授的房门敲开时，问道：“你是李教授吗?”李回答说：“我是李教授。”特务们很高兴地以为想逮捕的李国豪教授就如此顺利地找到了，于是，就把这位李梦麟教授抓起来，并带上囚车。其实，当晚深夜，李国豪先生被值夜班的同学紧急通知，叫他赶快去夏坚白校长家躲避，因此，他逃过了被反对派逮捕，遭受迫害的厄运。当国民党警特离开学校后不久，在途中按人核对黑名单时，才发现此李非彼李，无奈把他放了。就这样，两位李教授均化险为夷。

5．继“四二六”大逮捕后，反动派强迫同济在郊区的理、工两个学院和附中的同学迁入上海市区，这时候同济地下党总支委员陈太顺同志交给我一项任务说，工学院还有一批同学需要找一个隐蔽地方住下。于是，我去找李先生帮助，他非常热情地接待我，并约定第二天去找他。第二天，李先生不顾风险，不辞辛劳，冒着倾盆大雨，带着我去拜访老校友李国华先生，并向他说明母校现遇到了困难，因而前来请其帮助的来意。不久，有二十多位进步同学，由李国华先生安排住入南市区一间隐蔽的老工厂里，一直住到5月27日上海解放。

二、竭力恢复同济为多科型的综合性大学

1．在1952年的高校院系调整中，照搬外国的上层建筑，把具有医工理文法五个学院、学科比较齐全的同济大学，一下子被削减成了土木建筑单科学院，只是名称上仍保持同济大学而已。到1958年，在当时主持校政主要领导人之一的李国豪副校长积极推动下，扩大了工科和管理学科，特别是，增设了数学、物理和力学等理科专业，且成立了数学、物理、力学系（简称数理系）。之后不久，在国家处于三年困难时期，实行经济调整的“八字方针”，因此，又让部分专业下马，以致同济在向多学科型大学发展的进程中，只迈进了很小的一步。

2．“文革”以后的1979年3月，时任同济大学校长的李先生和夫人叶景恩医学博士，应洪堡基金会邀请由赵其昌同志陪同访问了联邦德国，回国后即采取了一系列加强对德联系的措施。同年7月25日，方毅副总理来校视察，提出同济大学应成为对德联系的一个重要窗口的希望，并提出扩充学科，增设德语教学的要求。李先生审时度势，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带领同济一班人，尽力把我校从单学科型大学向多学科型大学转变，从封闭型大学向开放型大学转变，即所谓的“两个转变”，以实现其固有的办学理念。同年12月，教育部根据我校报告提出的内容要求，向国务院提交了《关于同济大学恢复为综合性大学并与联邦德国建立联系的报告》，此报告得到了包括邓小平同志在内的八位副总理的批示同意。同月底，上海市教卫办批复了《关于同济大学与联邦德国建立联系、建成以理工为主的新型大学的意见》。从此，我校就按照增加理科，扩大工科（特别是机械、强电与弱电），朝着“建成以理工为主，兼管理、文法的多科性大学”方向发展，同时，还积极筹建医科。这一“两个转变”，对同济大学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大的推动作用，李校长的这一功绩，理应载入同济大学史册。

3．在同济大学恢复医学学科并积极筹建医学系的问题上，李先生真是费尽心血，他带领同济一班人四处奔波，做了许多艰巨而扎实的工作；虽然曾经得到当时上海市府主要领导人的积极支持，并拨出四百万元人民币作为筹建医学系的专款。也得到上海市卫生局党委的大力支持，特别是从同济医学院毕业后在上海工作的一批老校友，他们热情极高，其中部分医学老专家，如胡志远、刘铸、吴孟超、蔡宝贤、裘德懋等近十人均参加学校组织的顾问小组，为此出谋划策，为筹建工作做了很大贡献，但终因阻力太大而功败垂成。二十多年过去了，从国内高校的演变，特别是从前一时期全国高等院校的大合并看来，人们和有关教育卫生领导部门才意识到，在二十一世纪里，生命科学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它与医学学科又密不可分，以及理工医科相结合所具有极大优越性的事实，这就充分说明了当年李先生对于已具有理工科为主，且始建于医工学堂的同济大学应恢复医学学科的办学理念，是具有远见卓识的。

三、急国家建设需要，努力创建新学科和研究所

1．李国豪先生的科学研究选题，很强调应有重大工程背景，应密切联系国家紧迫需要。例如，在武汉长江大桥通车典礼满载时出现的横向晃动现象，对此大桥建设中事关重大安全保证的问题，他非常关注，即使受到“文革”严重冲击，身处“牛棚”的极端困难环境中，他都从未停止过缜密思考，进行理论研究。被“解放”回家后，他又亲自去当时上海的中央商场（即旧货商场）买来赛璐璐板材，在家里亲自制作小型模型进行了试验验证，从本质上阐明了出现横向晃动的原因在于桥梁结构发生了扭转振动。以后，他在总结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终于完成了《桁梁扭转理论———桁梁桥的扭转、稳定和振动》专著。

2．在五十年代后期，为了适应当时上海市提出的“上天任务”，紧迫需要工程力学人员，在李先生的倡议下，得到市领导有关部门的支持，从上海交大、复旦和同济三校，各抽调十名三年级学生组成三十名学员的“力学训练班”，住宿、管理和上课均设置在同济大学，李先生编写了《薄板力学》和《薄壳力学》两本讲义并亲自给学员讲授，李先生任命我当班主任，随班听课，使我深受教益。著名力学家、上海交通大学罗祖道教授曾读过这两本讲义，他十分喜爱并评论说：“内容深刻，文句精炼，一个字也不多，但一个字也不可少”。力训班学员毕业后，虽然多数人未直接从事“上天任务”工作，但为高校和工程界培养了一批力学理论基础扎实的人才。与此同时，李先生还在同济创办了新型的力学专业，确定培养目标和毕业后的工作对口单位主要是：高校力学教师、有关研究院、所的研究人员和设计单位的工程师。若干年后，经调查，设计单位普遍反映，同济力学专业毕业生的力学知识坚实，后劲很足。

3．1963年初，有鉴于国家防护工程建设的急需，李先生首先在同济大学创建了结构理论研究室，其基本任务就是对结构抗击核爆炸的理论与设计研究。起初，研究室仅有少量专职研究人员，但有许多兼职教师，学术交流活跃，每两周举行一次研讨会。在以后的三、四年间，该室从数学、物理、力学和结构等专业毕业生中，充实大量研究人员，初具规模。还在建室后不久的1963年，在李先生的倡议下，在上海华侨饭店举行了一次“抗爆结构理论与设计研讨会”：除我校外，还有清华大学、中科院力学所、建筑科学研究院和工程兵有关科研设计单位的教授、专家参加。李先生在会上做了题为：《抗核爆炸结构的理论与设计问题》的重要报告。这次会议，国防科工委非常重视，当时的副总参谋长张爱萍、工程兵司令员陈士榘两位将军都到会做报告或讲话，给大家很大的鼓舞。这次会议，不但对同济，而且对国内的有关科研、设计单位的工作均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我校还为此出版了《抗爆结构理论（1）》的科学研究报告集。“文革”后，研究室扩建为“结构理论研究所”，工程结构抗爆仍为两大科研主攻方向之一，不少研究生的论文，也选抗爆工程结构作为研究课题。我也曾协助李先生指导过一名博士研究生，其选题就是由“二炮”提供的“抗爆结构动力研究”任务为工程背景的。1985年6月，李先生领导的“工程结构抗爆”群体，在总结过去研究工作基础上，由他主编出版了《工程结构抗爆动力学》专著。

4．1976年7月，唐山发生大地震，造成人民生命财产严重损失，给工程（特别是土建结构）技术人员的教训极为深刻，同时他们又普遍感到工程抗震的知识贫乏。有鉴于此，李先生深感亟需在我国普及与提高工程抗震的科学技术知识。于是，在1977年夏，他在同济大学举行了一次“桥梁抗震分析”讲座。随后，又在同济大学结构理论研究所组织几位有关教授，由他主编出版了《工程结构抗震动力学》。这是一本水平很高，既结合工程对象而又系统简要地阐述现代工程抗震原理与实用分析方法的专著。此外，他还强调在有关专业教学计划的课程设置或教材里应增加结构抗震内容。为适应教学、科研需要，在工程结构试验室里从国外引进设置了一台先进的模拟地震振动台，又把工程结构抗震作为同济大学结构理论研究所的另一重要主攻科研方向，许多研究生的选题都与此密切相关，培养了一批又一批高学历的工程结构抗震人才。

5．大家知道，今日的宝钢已建成为中国和世界著名的钢铁基地。但中年以上的人也还清晰地记得，在宝钢建厂初期的1981年，适逢国家实行国民经济调整，社会上出现一股“宝钢应下马”的论调，其重要理由之一是选址不妥，不应建在沙滩上，由于已打下的钢管桩出现可观的水平位移，认为不能起多大加强地基承载能力的作用。面对这一问题，李先生经过实地考察后断定，位移的产生是由于附近继续打桩和开挖地土方引起土体运动所致。他根据现场测试结果并近似地假设地基为弹性体，对无荷载和承受竖向荷载的桩的弯曲变形、弯矩及相关的土体位移做深入的理论分析，得出一系列所需结果，并提出在桩内浇注混凝土的加固办法。后来，宝钢工程部门采用了李先生的研究成果和建议，既节约了资金又缩短了施工时间，终于解决了这一有争议的大难题。

6．在李先生领导下，将结构理论研究室扩建为结构理论研究所后，于1984年学校新建或扩建了部分研究机构。在原有环境治理研究室基础上，与国家城乡部环保局合办环境保护科技研究所；在城市与建筑研究室基础上，与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合办城市规划设计研究所。把海洋地质研究所扩大为海洋与地质研究所；把应用声学研究所扩大为声学研究所。新建了机械学、暖通、大气污染防治、电气自动化、电子仪表与测量、城市系统工程6个研究室，以适应当时明确的要把我校办成具有“既是教学中心，又是科学研究中心”功能的高水平大学要求。

四、极为重视师资队伍建设

李国豪先生是国内外著名的教育家、科学家，深知欲把同济办成为一所高水平的大学，师资队伍整体素质就一定要好，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因此，自五十年代初期他主持校政以来，就曾采取引进来，派出去深造，在校内结合教学、科学研究工作等多种方式对中青年教师进行培养。例如：

1．1952年，时任教务长的李先生，曾选派徐瑞麟、朱伯龙、方怀德、李明昭和翁致祥等五名青年教师去哈工大向苏联专家学习。历时四年，学成后回校工作。

2．1955年9月我校选13名毕业生派往苏联做研究生。

3．1956年5月，第一次对苏联专家在我校指导的曹善华、田名誉两位青年教师，以报告答辩会形式举行公开的副博士学位基础考试。

4．1963年1月22日，时任副校长的李先生，主持召开了师资培养工作座谈会。在会上他强调，对于不同对象的教师应有不同的要求与安排，中心环节是抓紧培养中青年教师，要注意促进老、中、青教师之间的紧密团结，应重点培养既搞教学又能搞科研的骨干教师，以造就一批学科带头人。

5．遭受十年“文革”严重破坏后的同济师资队伍，很不能适应教学与科研的要求。时任校长的李先生把加强师资队伍建设作为实现同济“两个转变”的关键性工作来抓。在他领导下，于1978年学校成立了由分管此项工作的副校长、人事处长、教务处长、科研处长组成的师资领导小组，组织领导学校教师脱产进修，在职进修，以任务带进修和以老带新，以及请进来，派出去等方式加速师资培养。1979年，学校派出21名教师到西德、美国、日本、荷兰、加拿大等国进修、考察；派出了近百名教师到兄弟院校进修。同年派了百多名教师至西德进修或学习；至1984年10月，学校共聘请136名西德专家来校授课；邀请美、日、德和加拿大等8个国家的203名专家来校短期讲学；同时学校要求各教研室、研究室给每个教师明确进修方向，订出进修计划，保证从事业务工作时间等有力措施。

6．李校长果断决定，以学术带头人的姓名命名建立高、中、初结合的精干科研班子；从1979年至1984年7月，先后共建立了19个这样的班子。班子的工作由学术带头人全面领导，其主要任务是科学研究和指导研究生，也承担一部分本科生的教学任务。这一措施的实施，使老专家的作用得到较好发挥，中、初级职称的教师得到有效培养，对稳定科研方向，形成学科优势，促进专业建设，培养新的学术带头人等方面都起了重要作用。据李校长说，对我校建立高中初结合的精干科研班子的举措，钱学森先生听说后，十分赞赏，后来，这些班子所在学科都有了博士点。

五、大师风范，虚怀若谷；诲人不倦，良师益友

1．2003年4月13日是李先生的九十岁生日，为了表彰他对同济、对国家建设的巨大贡献，学校举行了大型庆祝会。当有关领导、单位来电、来信或派代表与会祝贺，纷纷称颂他对国家的功绩后，他在答词中，除衷心感谢外，非常谦逊地说：“我能为人民做一些有益的事情，除个人努力外，主要应归之于，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客观现实的需要。”接着，他结合自己青年求学时期度过的艰苦岁月，所走过的坎坷道路，满腔热情地忠告同学们说，一定要珍惜今天良好的学习条件、学习环境和幸福生活，一定要把自己的命运与祖国的前途结合起来，学成后很好地报效祖国。他精神抖擞地讲了一个多小时，与会者，特别是青年学生听过后都非常感动，深受教育。

2．至今我还记得，在1946年下半年的某一天，在迎接新同学的集会上，时为土木工程系系主任的李先生对我们说，大学的学习方式和中学比较，有所不同，在大学里，主要靠自学。而且在一、二年级一定要把几门基础课，例如数学、物理和几门力学课学好，这是打好基础，否则，以后就困难了。我牢记他的话，得益匪浅。在三年级时，他给我们讲授钢结构课，他讲课言简意赅，生动活泼，常常在课堂上提问，虽然时感紧张，但效果良好，听他讲课真是一种享受。1950年7月，我从土木工程系结构组毕业后，他把我留校任结构力学助教。

3．20世纪50年代后期，我基本上过了教学关后，他指导我做科研工作并常循循善诱地对我说，搞任何结构的力学分析，最重要的是要建立合理的物理模型，在模型中要体现正如《矛盾论》中所述的决定事物性质的主要矛盾，要从结构的功能上考虑引用假设，他还耐心地向我介绍自己在40年代的一个成功经验，即认为结构的连续和非连续是相对的，非连续的桁梁结构也可以当作连续体来处理，并采取了这个途径有效地分析了多腹杆系平面桁架的内力。自然，李先生在他以后的学术生涯中，对此方法又有了重大的发展，对于复杂的工程结构，他很重视做模型试验或实测加以验证。他对我的这些教诲，至今尚记忆犹新，终生难忘，这些教诲对我以后承担的重大科研项目并能顺利地圆满完成，起了指导性的作用。

4．在1952年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中，时任教务长的李先生与夏坚白主任和翟立林秘书长一起，被怀疑有经济问题而停止工作，受到隔离审查。在强大的“逼供信”压力下，他能坚持原则，敢讲真话，不讲假话，使问题得到澄清和顺利解决，表现出他具有高尚的道德和正直的人品。在被隔离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襟怀坦白的李先生，正好借此机会突击学习俄语。恢复工作后的他，毫无怨言，精神饱满地投入到他在学校承担的各项工作中。

5．他多次在学校里传达党中央关爱知识分子的声音。例如，在1962年3月他参加了党中央在广州举行的科学工作会议，回校后就传达了周恩来总理在大会上说的“当今中国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经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了”的观点，及陈毅副总理说的，应给他们举行脱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帽子的“脱帽礼”，同时举行戴上劳动人民知识分子帽子的“加冕礼”。又如，在1973年1月，我曾陪同李先生参加中国科学院在北京举行的力学学科规划座谈会。回校后即向各教研室负责人和力学教师们，传达了周恩来总理关于加强基础理论教学和科学研究的一系列重要指示，这为深受“四人帮”破坏的基础理论教学恢复了名誉，也广泛地引起了人们的重视，给广大受迫害的教师以极大的鼓舞。再如，1978年3月在北京举行了全国科学大会，这是史无前例并有“科学的春天”之称的一次盛会。我校除李先生外，还有冯纪忠、翁智远和王开发等老师共四个代表参加了此会。会议结束回校后，李先生向全校师生员工作了大会精神的传达，着重谈及邓小平同志在大会报告里所叙述的“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组成部分”两个重要论断，这在当时，在人们的思想上起了拨乱反正的作用，人心受到极大振奋！

六、结束语

李国豪先生忠于党、热爱人民，他对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所做出的贡献是巨大的、多方面的。他在六十多年的教学生涯中，为国家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优秀建设人才，桃李满天下。他在土木工程，特别是在桥梁结构工程领域，勇于攀登科学技术高峰，不仅在理论上做出了重大贡献，而且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为我国的多座大型桥梁工程建设、宝钢工程及上海洋山深水港工程建设，都曾做出过具有战略决策性的科学论证及具体的技术指导，其作用与价值之大是难以估量的。他以高尚的学者风范，积极促进国际科教与文化合作交流，特别是对增进中德两国学者、两国人民间的友谊做出了重大贡献。现代教育理论认为，高等学校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国际交流四大功能的协调发展，是当代大学在新时期的基本任务，而从李国豪校长的事迹看来，他无疑是把同济办成现代化大学的杰出先驱。他虽已仙逝，但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却是非常丰富的，我们必须很好地继承和发扬它。我们永远怀念敬爱的老校长——李国豪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