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豪

（2001年 上海市政协“风雨同舟八十载”征文）

我是一名88岁的老知识分子，长期从事教育、科技工作。1956年2月，我在共产党思想教育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感召下，加入了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尽管我们党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曾遭受过各种挫折，我本人也曾受到过党内错误路线的打击和迫害，但是，我对党的信念坚定不移，对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矢志不渝。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们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和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做出了“改革开放”“科教兴国”等一系列重大的战略决策，使我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进入了高速前进的快车道。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大好形势，为广大科教工作者开辟了更加广阔的天地。那时，我虽已步入古稀之年，但“壮心未已”，决心以自己多年积累的学识和智慧，投身到大规模的现代化建设中去，为国家的重大工程建设提供科技咨询；为中央和地方领导的决策，建言献策；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尽微薄之力。

20世纪70年代末，为了加快现代化建设步伐，中央决定在上海宝山建设特大型钢铁基地。我当时担任同济大学校长，并被选为上海市科协主席。为了确保重大工程决策的科学性，中央和市委邀请上海市科技界、工程界一批著名专家组成了“宝钢顾问委员会”，我被聘请为首席顾问。1980年初，宝钢工地出现了桩基水平位移的严重问题。一位中央领导接连下达指示：“千万不要出岔子”，“要慎重、慎重、再慎重”。日本专家提出了防止桩基位移加固的方法，但在计算方法上存在问题，而且工程量大、造价昂贵。情况发生后，应宝钢总指挥的邀请，我和顾问委员会专家们很快赶到宝钢，深入现场，实地勘察。我们经过暑期一个多月的分析计算，向工程指挥部提供了《关于桩基的水平位移、内力和荷载力的分析》的研究报告，对位移桩的承载力、需要加固的范围和合理加固措施，作了理论上的分析和论证。指挥部根据这个方案，采取积极措施，解决了桩基位移问题，不仅节约了大量投资，而且缩短了工期。

1981年，国家实行国民经济调整方针。社会上出现了一股“宝钢下马”的论调。当时，有关部门领导对宝钢工程做出批示：“二期工程取消，一期工程下马，论证善后方案。”宝钢一时面临着上还是下的重大抉择。在宝钢工程调整论证会上，面对当时强大的舆论压力和有关部门领导的基调，我和顾问委员会专家们经过反复思考，提出了三个论点，坚决反对宝钢下马：（一）宝钢不是从零开始，已花费了80多亿元，再投资20来亿元，就能建成一期。（二）宝钢下马，将会带来本厂和国内协作厂的大量职工失业，影响很大。（三）一期工程不能下，二期工程也不能下，这是宝钢的两条腿。论证会最后得出了宝钢不能下马的结论，并得到了中央领导的重视和采纳。如今，20年过去了，宝钢已建成中国和世界著名的钢铁工业基地。宝钢的领导和广大职工在回忆这段历史时，都说“以李国豪为首的顾问委员会，是我们风雨同舟的朋友”。

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迅速发展，1982年，中央和市委领导决定在黄浦江上建造大桥。这对于我，一个从事了一辈子桥梁学科理论研究和教学的老科技工作者来讲，是一件莫大的喜事。当时我担任上海市政协主席、同济大学名誉校长。受上海市科委的重托，我带领同济大学桥梁系的教师和科技人员，进行南浦大桥的可行性研究。经过反复调查、论证和思考，1983年9月，我们向上海市科委提交了“叠合梁斜拉桥”的建桥方案可行性研究报告。这种跨江大桥，在国内没有先例，在国际上也属罕见。谁来设计大桥？这个问题严峻地摆在决策者面前。当时，日本提出免费设计南浦大桥，并提供贷款，条件是工程必须由他们承担。我想，抗战时期，日本军舰在黄浦江上耀武扬威，今天，我们不能再让日本人在黄浦江上设计、建造大桥。中国桥梁界完全有信心有能力在黄浦江上架桥。我向市领导反映了这个想法，并由我的助手项海帆院士代表同济大学桥梁系的教师给江泽民同志写了一封信，力陈中国人自己设计、建造南浦大桥的理由。1987年9月，当时担任上海市长的江泽民同志在信上批示：“我看主意应该定了，就以中国人为主设计，集思广益。”这个果断决策，体现了党和政府对中国工程专家的无比信赖，给了专家们巨大的精神力量。在南浦大桥设计、建造中，我担任了专家组组长，积极参与解决工程中的理论和技术问题，尽心尽力为大桥建设做贡献。

后来，广东准备在珠江三角洲虎门建造跨珠江大桥时，我了解到业主有意请英国人设计建造，就立即写信给当时的广东省委书记叶选平同志，认为虎门是当年林则徐销毁鸦片、抗击英国侵略者的战场，建造虎门大桥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应当由中国人自己设计建造。叶选平同志完全同意我的意见。大桥建设时，我担任了专家组组长。在中国同行们的共同努力下，我国桥梁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跨度悬索桥终于在虎门建成了。

按照中央的部署和上海市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上海要建成为世界重要的国际航运中心。实现这个目标，没有一个优质的深水港是不行的。对此，上海市领导和有关部门根据多年考虑、研究，确定大、小洋山为对象，组成专家组，并请我担任组长，负责深水港的选址和论证工作。经过大量的调查研究和多次的专家论证，圆满完成了可行性研究。但由于各种原因，上海建造国际深水港的计划被搁浅了。去年9月和10月，我先后两次给江泽民同志写信，在信中充分表达了必须尽快在上海建造深水港的意见。10月20日，在镇江长江大桥开工典礼上，我见到了江泽民主席，又向他进一步说明了建设上海国际深水港的可行性和紧迫性。江主席回京后很快召见国家计委领导了解情况并在我的信上做了四点批示，特别强调建设上海国际深水港“意义非常重大”，要求“全国有关各方顾全大局，通力合作建设好”。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关心和支持下，大、小洋山深水港工程已正式列入国家项目，今年夏天将完成工程的可行性论证，明年正式开工。不久的将来，一个现代化的国际深水港湾将屹立在东海上。

我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感受到，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全国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核心力量。只有在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才能走上强国富民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