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寄生的东西，完全歼灭!”
这句话表达了陈元达对反动势力的无比痛恨
也反映了他对革命取得胜利的坚定信念
他深受“五卅”革命思想的影响
为寻求救国救民之路
毅然背井离乡来到上海
他浸润于同济反帝爱国氛围之中
立志踏着烈士足迹前行
以行动践行理想信念
参加反帝斗争，深入工农群众
他始终投身于革命一线
宣传革命思想，揭露反动统治
他将写作作为斗争武器
坚定理想信念，抛生死于度外
他以生命诠释革命意志
本期“同济英烈”
让我们缅怀革命先烈陈元达
感悟这位青年志士爱党爱国的热诚之心
英魂济忆
陈元达（1911～1931），浙江诸暨人，中共党员。1925年秋至1926年春在同济大学机师科学习，后因参加反“誓约书”斗争而转学至广东大学就读。1927年夏受组织派遣从穗返沪，并考入同济大学德文补习科继续学业。1928年秋，因遭追捕而转移至浙江象山。1929年春重返上海后，一边参加工人运动，一边从事写作和翻译工作。1931年7月25日，在从事联络工作过程中被捕；同年8月5日被秘密杀害于龙华，时年20岁。
陈元达，1911年出生于杭州，在7名兄弟姐妹中排行第三；祖籍浙江诸暨，其父曾在旧军阀部队中任军官。陈元达幼年时在浙江镇海国民小学读书，1923年考入宁波教会开办的浸会中学（同年与崇信中学合并后更名为四明中学，现为宁波市第四中学）。由于学习勤奋、成绩优异，他仅用两年就读完了初中三年的课程。
“五卅”运动爆发后，受革命思想影响，陈元达深感中华民族已处于危险境地。为寻求救国救民之路，他毅然决定离开宁波来到上海。1925年暑期，陈元达跳级考入同济大学中等机械科。进入同济后，他亲身体验了同济校园内强烈的反帝爱国氛围，坚定了踏着尹景伊等“五卅”烈士足迹奋勇前行的决心。
随着国民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感受到了极大压力，也对此愈发恐惧和仇视，并开始采取迫害和镇压措施。1925年8月20日，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在广州被暗杀；9月18日，上海总工会被奉系军阀查封。1926年3月中旬，在全国人民纪念孙中山逝世两周年之际，又发生了日本帝国主义和奉系军阀联合进攻国民革命军的“大沽口事件”。该事件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3月18日，在李大钊等的领导下，北京各界群众在天安门前召开国民大会并游行请愿，抗议日军暴行，要求政府拒绝列强的最后通牒。面对群众的反帝爱国诉求，段祺瑞卖国政府不仅不予响应，还对示威群众进行了疯狂镇压，制造了47人死亡、200余人受伤的“三一八”惨案。惨案引起了上海市民和同济学生的极大愤慨。在上海市各界联合举行的悼念北京死难烈士的追悼大会上，陈元达和同学们与三万名市民一起齐声高呼“打倒段祺瑞!”“取消辛丑条约!”“促成国民会议!”“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等口号，严厉声讨日本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野蛮行径。
当时的上海不仅是帝国主义在华利益最集中的地方，也是国内反动势力集聚的重要场所。为了阻止上海高涨的学生运动，平息社会各界的抗议声浪，上海租界工部局于3月18日专门宴请军、警、商界头面人物和部分大学校长，商量对策，强调“‘五一’‘五四’‘五九’‘五卅’将届，中外当局当合力预防”，并承诺将来英国庚子赔款退还时，他们（赴宴者）享有优先权。
时任同济大学校长阮尚介参加宴会后于3月30日在校内张贴布告，攻击“五四”以来的历次爱国运动“收效甚微，殊属得不偿失”；污蔑“五卅”运动是学生一时义愤，造成了“重大损失，至今尚有余痛”；指责学生罢课纪念孙中山逝世两周年和声援“三一八”惨案“与重视学业之旨大相违背”；声称国家处内忧外患之中，事端频发，若每次都停课，学生就无法安心读书，“学校当局为良心所驱使，不能不取纠正之方法”①。而他提出的“纠正方法”就是要求学生在学校印发的“誓约书”上签名，否则“即令退学”。该“誓约书”规定：“一、非得学校之命令公布不得停课或全体请假；二、学生大会须于三日前呈请校长许可，且不许用学生会名义邀请校外之人演讲。”显然，校方抛出“誓约书”的目的就是将学生束缚在校园内，使学生既不关心国事，也不参与任何爱国行动。
学生们接到学校发放的“誓约书”后深感惊愕和无比愤慨。学生会当即致函校长提出抗议，学生们也纷纷退还“誓约书”。当晚，包括陈元达在内的380余名学生在反对“誓约书”的声明上签名以示抗议。
反“誓约书”斗争也是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与反动势力的“反赤”逆流之间生死搏斗的一次集中体现。一方面，阮尚介强迫学生填写“誓约书”的行动得到了淞沪警察厅及以孙传芳为首的浙、闽、苏、皖、赣5省联军司令部的支持和撑腰，反动势力一时极为嚣张，并最终演变为军警包围学校、搜捕进步学生，学校也随之开除了20名学生会干部和班级骨干。面对严峻的形势，陈元达等70余名进步同学坚定地与被开除的同学并肩战斗，并不惜牺牲个人学籍而主动离校。另一方面，这场斗争得到了拥护国共合作的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中华全国总工会、全国学联、上海学联和校内进步教师、校外爱国人士的支持。《南洋周刊》评价学生“是何等的勇敢，何等可佩”，赞扬同济学生在反动势力面前所表现出的坚强勇敢和不屈不挠。《向导》发表的署名文章则认为，“上海的学潮有重大意义，决不是普通的学潮可比”。
4月27日，国民党上海执行部致电广州国民党中央，报告同济学潮的概况，并很快得到电复。国民党中央在回复电文中盛赞同济学生的斗争，并欢迎他们转学至广州的大学或到广州工作。广东大学（今中山大学）也致电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对同济学生的行为表示了赞赏和钦佩，并欢迎离校学生转学至广东大学。
当时的国民政府所在地广州是全国革命运动的中心，一直为广大追求革命理想的青年学生所向往。得知来自广州的消息后，同济的70余名学生立即开始报名申请，陈元达也踊跃加入了报名行列。随后，这些学生于五六月间分三批搭乘货轮赴广州。抵达广州后，詹大悲（国民党左派）、邓颖超（共产党人，当时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等代表国民党中央亲切接见了南下学生，并要求广东大学校长褚民谊落实学生的学籍等具体安排。在褚民谊的协调下，愿意继续学业的同济南下学生分别转入广东大学医科和工科就读。陈元达因具有在同济机师科学习过大半年的基础，故选择转入广东大学工科继续学习。此前，因担心父母像许多家长一样反对其南下“冒险”，陈元达一直未将南下广州之事告知父母，直到在广州安顿下来之后，他才写信向家里报了平安，并将此事告诉了父母。
在广东大学学习期间，陈元达仍继续关心国家命运，并积极参加革命活动。他还写信给兄妹，表达了拥护国民革命军北伐的立场，并向他们推荐《母亲》《铁流》等苏联进步书籍，鼓励他们跟上时代的步伐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彻底背叛了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从此，白色恐怖开始笼罩上海，并逐步蔓延到全国各地。此后，受党组织派遣，已成为共产党员的陈元达和同样从同济转学至广东大学的同学王顺芳一起从广州回到上海。8月10日，他们一同考入同济大学德文补习科。
图：1928年编印的《国立同济大学二十周年纪念册》中的“在校同学录”
回到同济后，陈元达和殷夫同班、同宿舍，两人因志趣相投、理想一致，很快就成为挚友。他们经常在一起刻苦学习，相互切磋交流，故德语水平提高很快，仅半年后就能进行初步的德文翻译。同时，他们还关心时政发展，并积极联系和动员身边的群众参加革命活动。据陈元达的哥哥陈元恺回忆：“陈元达读书非常勤奋，日以继夜，无论寒暑假，从不休息。有一次，我去他们学校看他，晚上11点了，他还同般夫在喝咖啡提神，准备继续读书。”“陈元达不但对群众宣传革命，而且也向我灌输革命思想，给我看高尔基的《母亲》等书籍和刊物，并陪我去租界内开设的进步书店买书刊。我在沪杭铁路工作时，他要我介绍他到铁路上去工作，以便深入工人群众中开展工作。”②
图：《国立同济大学二十周年纪念册》中的德文补习科全体师生合影
1928年10月，遭到敌人追捕的陈元达、王顺芳与刚出狱不久的殷夫先后转移到浙江象山，并在殷夫二姐徐素云担任校长的县立女子小学任代课教师。陈元达负责讲授语文、历史、地理等3门课程。在教学中，他不仅运用启发式教学方法，而且经常将传播革命思想穿插其中，课堂教学内容既丰富又生动活泼。他还关心学生的健康成长，经常利用课余时间教学生跳高和开展其它体育活动。
其间，陈元达和殷夫还一起担任导演，组织学生排练了话剧《逼债》和歌舞剧《小小画家》。《逼债》无情地揭露了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民实行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及地主阶级荒淫无耻地过着寄生虫式生活的事实，鼓励群众勇敢地投入反对封建地主阶级的斗争，体现了鲜明的阶级性和号召力；《小小画家》则批判了陈腐的封建等级观念，并向群众宣传职业无高低贵贱之分的平等思想。这些剧目在象山东西大街的姜殿庙公演时，现场观看演出的观众人潮如流，在群众中产生了积极影响。在象山期间，陈元达和殷夫、王顺芳还经常以游览名胜古迹为名在象山郊外一起分析革命形势、研究斗争对策。
1929年春，陈元达和王顺芳、殷夫先后离开象山，重返上海寻找党组织。回到上海后，陈元达一边参加工人罢工、张贴标语、散发传单等革命活动，一边从事写作和翻译工作，积极宣传革命思想，并通过写作取得的微薄稿费维持生活。为了躲避敌人搜捕，他曾几次迁居，生活条件也极其艰苦，但他仍忍着饥饿忘我地工作，革命的信念从未改变。
图：陈元达在《拓荒者》（1930年第1卷第2期）发表的《一个回忆》
从事写作工作后，陈元达曾用笔名“柯涟”为《摩登青年》《拓荒者》等进步刊物撰稿，并先后在共产党人蒋光慈主编的太阳社文艺刊物《拓荒者》上发表了《一个回忆》（1930年第1卷第2期）、《期待》（1930年第1卷第3期）等文章。这些文章礼赞光明，歌颂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揭露黑暗的反动统治，反映了他和战友们忍饥挨冻、不畏艰险、艰苦奋斗的斗争历程，表达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与反动势力不共戴天的决心。他在《期待》中写道：
一座摘星的高楼，从无数的窗子，漏出点点电灯的光芒。这是什么呢?用我们血液白骨造成的楼台，里面有着寄生的动物，这会儿正金迷纸醉地在作乐。……呵，这万恶社会的象征!……总得有一天呵，这个千丈的楼台，给我们打了倒来，一切寄生的东西，完全歼灭!
在写作期间，陈元达与鲁迅保持着联系，有的译稿也会征求鲁迅的意见。鲁迅曾在1929年12月21日的日记中写道，“上午得陈元达信并稿”；同月29日，鲁迅在日记中又写道；“寄陈元达信并还译稿一篇。”
1931年7月25日，陈元达到上海爱而近路（今安庆路）142号从事联络工作，不幸被公共租界工部局巡捕房两名华探逮捕。27日，陈元达被转解到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关押。在狱中，他坚贞不屈，视死如归，保持了共产党人崇高的革命气节。8月5日，陈元达被秘密杀害于上海龙华，牺牲时年仅20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