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管我，我掩护你们撤，快撤！”
冲锋在前，无畏生死
这是郑香山在生命最后一刻仍坚守的革命信念
他观看进步电影、钟爱文学名著
锤炼了反帝反封建坚强意志
坚定不移走上革命道路
救国救民是他的不懈追求
他踊跃声援“一二·九”爱国运动
拉响了进京请愿的火车汽笛
誓与反动势力抗争到底
睿智担当是他的精神本色
他深入沂蒙山区投身全面抗战
领导了敌后工厂的军工生产
保障着前线的装备需求
抗日杀敌是他的坚定信念
本期“同济英烈”
让我们缅怀革命先烈郑香山
感悟这位文学青年的果敢与担当
英魂济忆：
郑香山(1916～1941)，广东香山人。1933年考入同济大学附设高级工业职业学校。他参加学校读书会，喜爱阅读、评论文学名著和观看进步电影，热心参与艺徒培训学校的教学工作。“一二·九”运动中，当上海学生赴京请愿列车受阻停驶时，他自告奋勇驾驶列车继续前进。1937年夏参加中共青岛地下党领导的游击队，投身抗战。1938年赴陕北参加“安吴训练班”，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参加八路军进入山东沂蒙山区，曾任山东纵队第一兵工厂指导员。在1941年秋的日军突然袭击中，为掩护战友撤退而壮烈牺牲，时年25岁。
郑香山，广东香山（今中山市）人，1916年出生于买办资产阶级家庭。父亲郑文应年轻时随担任海员的祖父来到山东烟台，依靠基督教会的关系进入益文商业专科学校读书，毕业后曾在烟台、青岛担任洋行职员及外国进出口公司代理商。母亲因逃避封建婚姻、投靠教堂而成为牧师的养女。郑家富裕起来后，逐渐成为当地基督教青年会的大施主之一。
郑香山自幼随父母生活在烟台和青岛。他勤于思考，读小学时曾因在回家路上低头琢磨问题而撞上了电线杆，额头从此留下了疤痕。在青岛礼贤中学就读高中时，因受当时“正统”教育影响，他曾一听到别人提起蒋介石的名字便即刻立正表示敬意。其间，他还曾发起成立了一个以游泳和爬山为主、名为“鲨鱼头队”的体育队，平时则经常和这些有共同兴趣的同学一起锻炼身体。
1933年夏，郑香山与比他年长两岁的小叔郑文道（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2年牺牲）一同离开青岛赴上海，考入同济大学附设高级工业职业学校机械科。郑香山头大肩宽、身材魁梧，还留着又黑又亮的毛胡子，因性格爽朗热情、富有正义感，因此很受同学们的信任和喜爱。在进步同学的影响下，他参加了班级里的共产主义研究小组（对外称“读书会”），课余时间和假日里经常与同学们一起交流和研讨苏联革命文学和马列主义思想，由此逐步改变了其原有的“正统”观念，奠定了他后来走上革命道路的思想基础。
图：国立同济大学附设高级工业职业学校第一届毕业纪念刊中的“本届毕业同学通讯录”
1934～1935年间，读书会多次组织观看苏联进步电影。在观看了一部纪念普希金的电影后，大家都觉得普希金与贵族学校之间的矛盾很像同样在竭力维护封建统治阶层的学校当局。影片《三姐妹》介绍了苏联女青年从成长到参加革命的故事，郑香山和同学们无不为烈士毫不畏惧、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所震撼。在观看电影《夏伯阳》后回校的路上，不少同学默不作声并暗自拭泪，郑香山对班长景智德（本文原作者，后改名钱明，1937年入党）和小叔郑文道说，影片中的那位红军女战士在打完子弹后怒视着疯狂冲上来的白军，泪流满面，但她的泪水绝不是怯懦的泪水，而是满腔悲愤、不能继续杀敌的遗憾。
郑香山和同学们还喜欢评论文学名著，涉及的题材也相当广泛，包括莎士比亚的《皆大欢喜》《罗密欧与朱丽叶》，托尔斯泰的《复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梅里美的《卡门》等。大家热烈地讨论和分析故事情节，对典型人物的思想、个性及命运的演变等提出看法。通过经常性的讨论，大家逐步形成共识：人生道路是自己选择的；懦弱者任凭命运摆布，坚强者则与命运抗争。
郑香山对文学名著的钟爱带动了读书会其他同学对文学名家、名著的关注和兴趣。通过广泛阅读和深入讨论，大家的思想觉悟和文学修养也有了不少提高。在讨论《威尼斯商人》一书后大家普遍认识到，商人既有剥削劳动者剩余价值并赖以生存的共性，又有各自不同的个性特点，而《威尼斯商人》的作者对商人的共性和个性所作的分析尤为深刻、细致和准确。事后郑香山坦率地对别人说，我的父亲也是商人，看来我对他也要从本质上重新加以认识。
1935年，郑香山等结识了在江湾开办震东罐匣厂的同济校友周孝高，并应其请求为工厂的60多名青年工人和艺徒举办了艺徒培训夜校。艺徒培训夜校由读书会成员分别讲授各门课程。郑香山在讲授制图课时耐心细致，总是想方设法使学员们真正弄懂相关原理，切实掌握相关知识，对学员们的提问也是百问不厌、有问必答。全面抗战爆发后，经艺徒培训夜校培养的学员大多参加了八路军、新四军，其中不少人牺牲在抗日战场，也有个别学员后来成长为新中国的将军。
1935年下半年，已侵占我东北三省的日本帝国主义又步步进逼华北，一边大量增兵，一边加紧策动“华北防共自治运动”，阴谋成立“蒙古国”“华北国”，企图制造第二个“满洲国”。而此时的国民党政府则处处妥协、退让。面对日本帝国主义伸向华北大地的魔爪和国民党政府的消极懈怠，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号召下，12月9日，北京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
“一二·九”运动的消息传到上海后，根据上海学生救国联合会的号召，郑香山等读书会成员及同济的学生骨干积极行动起来，分头动员同学们赴南京集体请愿。12月24日下午，郑香山与同学们一道举着旗帜、拉着横幅、唱着救亡歌曲，列队从江湾向上海北站进发。最终，包括大学部、高职和中学部在内的500余名同济学生与复旦等校的大中学生2000多人胜利回合，一起登上了两列赴南京请愿的列车。
此前已得知消息的蒋介石早已以行政院院长的名义致电上海国民党当局，要求他们让学生“务宜即刻回校求学”。车站方面虽反复播放蒋介石来电要求，但学生们仍不予理睬。鉴于学生请愿的意愿坚定，上海市市长兼淞沪警备司令吴铁城、上海市教育局长潘公展等便假意允许开车，但已暗中布置中途停车，以扼杀学生的请愿活动。
复旦、同济等校学生乘坐的两列火车先后发车。行进途中，同济等校学生乘坐的第二列火车在青阳港突然停下，司机也以机车发生故障需要检修为借口趁机溜走，列车无法继续前行。郑香山与同学们一起登上车头检查，发现锅炉里的水已被放走了一半，水箱内的水也已被全部放掉，且炉内煤火因被喷水已无火苗，但仍然通红。面对突发情况，凭借学过的蒸汽机原理和在机车修理厂参观实习时积累的经验，同学们果断决定尝试独立驾驶机车继续前行。借助于余火，同学们继续向锅内加煤和通风，炉膛内逐渐燃烧起来，郑香山则自告奋勇地坐到驾驶位，驾驶着列车向昆山方向驶去。列车在纷飞的大雪中行驶缓慢，直至午夜才到达昆山。
第二天清晨，学生们又冒着飞雪排成长队，通过用脸盆和水桶接力传递的方式向水箱里注水，为继续驾驶列车前行做着准备。而此时传来消息，位于昆山站前方的一段铁轨已被拆除。由于仅依靠学生的力量一时难以修复铁轨，学生代表们研究后决定请愿队伍先返回上海，同时委派学生代表向上海各报记者发表声明，阐述督促政府以实际行动全力抗日救国的请愿目的，并说明未能成行的原因。当晚，请愿学生登上返沪列车，并于次日晚间抵达上海。
图：请愿行动在昆山受阻无法继续前行后，学生代表向大家说明返回原因
此后，反动势力加强了对进步学生的监视，有时甚至故意向进步学生发起挑衅，企图制造事端。1936年上半年，学校当局开除了大学部的几名学生运动骨干。12月12日，上海市警察局逮捕了学生运动骨干景智德。后经多方交涉和营救，被关押35天的景智德终于被保释出狱。
图：1937年1月，同济大学附设高级工业职业学校机械科教职员与首届毕业生合影（第二排左一为郑香山）
1937年夏，郑香山于同济高职毕业后，学校推荐他和郑文道一起到民生轮船公司就业。报到前，叔侄俩先回了趟青岛探亲。其间，全面抗战爆发，并很快蔓延到沿海一带，郑香山、郑文道已无法按照原定计划返沪就业。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他们毅然决定与山东大学部分进步同学一起加入了由中共青岛地下党领导的游击队，投身抗战斗争。为了打击敌人，他们曾冒着生命危险，完成了爆破青岛码头仓库和铁路大桥的战斗任务。不久，郑香山随游击队转移至崂山地区，开始与日寇开展游击战争。
1938年，郑香山经西安赴陕北，参加了安吴训练班，并于1939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学习结束后，郑香山参加了八路军，在山东沂蒙山区参加抗战斗争。其间，郑香山曾任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一兵工厂指导员。
图：山东纵队第一兵工厂旧址（山东沂源县织女洞）
1939年6月初，兵工厂接到山东纵队司令部的通知，日军正组织力量“扫荡”沂鲁山区，目标之一是搜索、摧毁我方兵工厂。根据上级指示，兵工厂立即开始坚壁清野，做好了各项准备。6月8日凌晨，日军突袭兵工厂。兵工厂立即组织人员分两路转移，一路由政委杨兴忠、指导员郑香山率领警卫连向东突围奔往沂山，另一路由厂长孙世铭率领兵工人员向柳枝峪转移。黎明时分，警卫连在绳庄村与1000多名日本鬼子遭遇。由于敌众我寡，政委杨兴忠倒在了敌人的火力之下，郑香山也身负重伤。虽然鲜血已染红他身下的一片黄土，但郑香山仍顽强地向敌人开火。战士要背他下来，他使劲地摇着头呼喊着，“别管我，我掩护你们撤，快撒!”郑香山顽强地战斗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①，牺牲时年仅25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