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

这是袁文彬对正义必胜的坚定信心

他是国民革命的先锋战士

投身反帝反封建的洪流

领导爱国学运，参加北伐征战

组织剧团宣演，从事地下工作

他追求真理、一心向党，成为组织心中的好骨干

他是战地服务的抗日楷模

跟随周恩来、郭沫若辗转南北

呼吁抗日救亡，开展募捐筹款

参与救护伤员，支援前线抗战

他吃苦耐劳、先人后己，成为战友心中的好同志

他是敌后战场的中坚力量

开辟盐东革命根据地

团结贫苦大众，领导敌后斗争

发展抗日组织，建立人民武装

他鞠躬尽瘁、无惧生死，成为百姓心中的好党员

本期“同济英烈”

让我们缅怀革命先烈袁文彬

感悟这位英勇战士的赤诚和气节

英魂记忆：

袁文彬（1901～1941），上海青浦人。十几岁时就在宝隆医院做勤杂工和看护。1920年考入同济医工专门学校德文科，1924年升入同济大学医预科。曾任校学生会会长，积极组织学生参加“五卅”运动。1925年离沪赴穗后进入黄埔军校并加入共青团，1926年转为中共党员。1926年7月随国民革命军出征，任总政治部南昌分部社会股长。大革命失败后，以商务印书馆编译身份作掩护，在上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抗战初期，先后在战地服务团、武汉卫戌司令部宣传大队、中共中央编译局、新四军军部工作。1940年冬，奉命赴苏北盐阜地区开辟抗日根据地，任盐东行署主任。1941年10月，在日伪军突袭搜查中不幸被捕。11月，因汉奸告密，在狱中遭受酷刑后惨遭活埋，时年40岁。

一、“五卅”运动中的学生先锋

袁文彬，曾用名袁持中、袁志远、方强，1901年生，江苏省青浦县（今上海市青浦区）人。袁文彬幼年时家住练塘镇南长溇村，后为避兵匪骚扰全家迁居至镇上高氏（高尔松、高尔柏）家中。袁文彬童年时在颜安小学读书，后赴上海求学，曾因经济窘迫而辍学。为谋生计，袁文彬经人介绍进入宝隆医院（同济医科的实习医院）做勤杂工，后升为看护（护士）。由于袁文彬勤奋好学，为人谦逊，对病人护理十分周到，受到许多病家好评，其中的一位病人曾主动提出愿意资助其进入同济读书。1920年，袁文彬考入同济医工专门学校德文科；1924年升入同济大学医预科。

图：1934年《国立同济大学概览》中的“中途离校同学录”

此时，袁文彬的家已由青浦县练塘镇搬到了松江县城。每逢寒暑假，他都和同学马骅（上海松江县人，1929年毕业于同济大学医学院）等一起回松江，并逐渐结识了侯绍裘（松江县人，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1927年牺牲）、杨贤江（中共党员，时任《学生杂志》社编辑）、杨杏佛（国民党左派，1933年被暗杀）等人。在校期间，袁文彬经常利用星期日与他们一起探讨救国救民的道路。他如饥似渴地向共产党人求教，寻觅着真理，逐步懂得了拯救民族、富强祖国的唯一出路在于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让劳动人民做国家的主人。

袁文彬在同济大学医科就读期间正是第一次国共合作、革命蓬勃兴起时期，他的思想觉悟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不断提高，革命热情也随着学生运动的蓬勃开展而日益高涨。

1925年5月4日，同济大学恢复了“五·四”运动以后一度被迫停止活动的学生会，袁文彬被推选为学生会会长。在党的领导下，他和尹景伊、吴鼎（羹梅）、陈宝聪等学生会骨干一起积极组织并参加了抗议日本帝国主义枪杀顾正红的“五卅”运动。

5月29日下午，上海学联代表梅电龙和共产党员、上海大学学生会负责人何秉彝到同济大学传达中共中央关于组织“五卅”大示威的指示。当晚，袁文彬等学生会骨干组织召开全校学生大会，广泛发动群众响应党的号召。会后，他又和一批学生骨干一起写标语、做小旗、印传单、准备救急包等，通宵达旦地做示威前的准备工作。

图：五卅运动期间，社会各界积极参加示威游行

5月30日一早，袁文彬和尹景伊、吴鼎、陈宝聪等率领同济大学三百多名同学分批从吴淞镇赶到上海北站和南京路，向市民宣传、募捐，揭露帝国主义罪行，声援罢工工人，向帝国主义示威。下午三时许，英帝国主义巡捕在南京路老闸捕房门前向游行人群开枪射击，何秉彝、尹景伊等13人英勇牺牲。事件发生后，上海学联召开紧急会议，通过了向公共租界当局提出的3项要求：（1）立即释放被捕的学生和工人；（2）缉拿凶手并抵命；（3）负责医治受伤学生。袁文彬作为同济大学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当晚，他又和各校学生会代表一起来到江苏交涉公署（北京政府外交部驻沪处理外交事务的机关），要求交涉员立即向公共租界当局提出抗议。

返校后，袁文彬等学生会骨干组织了尹景伊烈士等同学的追悼会，并主持了欢迎受伤学生陈宝聪的出院返校大会。此后，他利用各种场合发表演讲，激发同学们的爱国热情，鼓舞当地群众的反帝斗志。

二、北伐征程中的宣传骨干

在同济大学就读期间，袁文彬就非常向往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帮助下由孙中山创办并培养了大批革命军官的黄埔军校。“五卅”运动后，他毅然决然地放弃了原来的医学学业，奔赴广州报考了黄埔军校，成为黄埔军校第四期学员。不久，他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26年5月，同济大学近百名学生因参加反“誓约书”斗争而被迫南下广州。已在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工作的袁文彬闻讯后热情地帮助刚到广州的同济同学，协助他们解决生活上的困难。在党组织的关怀和袁文彬等同志的协助下，同济的南下学生大部分转入中山大学继续学业，另有部分学生或考入黄埔军校，或进入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军政治部、广州兵工厂等部门工作，成为北伐军的新生力量。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正式北伐。随军出征后，袁文彬在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社会股工作。当时的粤汉铁路南段和北段尚未接通，从韶关到株州之间的七八百里路程要翻越五岭，路途十分坎坷难行。袁文彬和战士们并肩前进，他们互相激励，群情激昂，一路高唱着《国民革命歌》：“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国民革命成功，齐欢唱，齐欢唱。……”

10月，北伐军攻克武昌并全歼守敌，基本上消灭了吴佩孚的反动军队。此后，袁文彬担任了北伐军总政治部血花剧团团长，经他的精心导演和团员们的认真排练，剧团的宣传演出深入人心、倍受欢迎。在此期间，袁文彬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共党员。

图：1927年春，北伐途中的袁文彬（后左四）在江西南昌与郭沫若（前左二）、李富春（前右一）、朱克靖（前右二）、林伯渠（后左三）、李一氓（后左二）等合影

11月上旬，北伐军歼灭了孙传芳的主力，占领了九江、南昌。随后，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偕潘汉年、李民治、袁文彬、陈必贶（原同济大学工科学生）等从武汉经九江抵达南昌，与季方率领的部分总政工作人员会合，组成了总政治部驻南昌分部，由李一氓任分部秘书主任，潘汉年任宣传股长，袁文彬任社会股长，陈必贶任党务股长。之后，袁文彬又随北伐革命军来到上海。在沪期间，他与周孝怀（上海民生轮船公司董事长）的女儿周淑珍结为伉俪。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悍然发动反革命政变。其间，上海卫戌司令白崇禧发动了突然袭击，进驻上海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分部的一批干部被捕入狱，李一氓、袁文彬等因外出开会而幸免。此后，在党组织的掩护下，袁文彬化装离沪，赴武汉继续开展革命工作。

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叛变革命。精通德文的袁文彬受党组织委派化名袁持中回到上海，以商务印书馆编译的身份作掩护，在白色恐怖的险恶环境中开始了长达十年的地下工作。其间，袁文彬积极与上海文化界进步人士交往，并先后翻译了《战争》《苏联妇女和儿童》等著作，介绍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情况，宣传马列主义思想。

图：袁文彬翻译的德国作家哈姆森的著作：《苏俄妇女与儿童》

三、战地服务的抗日楷模

1937年8月13日，日寇大举进攻上海，上海军民奋起抗战。袁文彬积极投身抗战，并参加了由郭沫若组织的上海市文化界战地服务团。袁文彬的夫人周淑珍回忆说：“那时，郭老经常到我家来。日本鬼子在‘大世界’扔炸弹那天，郭老急匆匆地跑到我家，一进门就对文彬说：‘老袁，国难当头，你还不走?是不是舍不得上有老母，下有儿女啊?’在郭老的动员下，文彬第二天就离开了家。那时家中不仅有年迈的母亲，还有5个年幼的孩子，一家人都不愿意他离家。但是他首先想到的是国家的危亡，最终还是毅然离开了家，奔赴战火纷飞的前线。不料那次分手竟成为永别，以后再也没有见过面……”。

战地服务团名义上是陈诚（时任国民党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兼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指挥松沪抗战）委托郭沫若组织的社会团体，实际上是在我党领导下的秘密组织，参加者中既有上海党组织派来的地下党员，还有许多文化界进步人士和一批在同济等上海高校就读的爱国青年。根据郭沫若的安排，袁文彬担任了战地服务团第一团团长。该团成立于江苏昆山，有男女团员50人左右。在袁文彬的率领下，团员们克服生活上的困难，吃苦耐劳，坚持在战地宣传抗日、开展募捐、实施救护，做了大量支援前线的工作。袁文彬处处以身作则，时时关心团员们的情况：服务团因日军逼近离开昆山时，不少女团员在急行军中走不动，他就专门雇来几辆手推车；每到一个住地，他总是先安排好别人的住宿后自己才休息。服务团的工作得到了各方的肯定，陈诚也多次在郭沫若面前对服务团表示赞赏。

由于国民党军队在抗日的正面战场上节节败退，战地服务团的工作也面临极大困难，不得不从昆山、镇江、南京、屯溪、安庆等地一路转移到了武汉。到达武汉后，战地服务团进行了休整。其间，袁文彬对团员们开展悉心的思想教育，先后邀请周恩来、叶挺、陈毅、邓颖超等同志到服务团作报告或与团员们会见和谈心，激励和保持团员们的斗志，并想方设法将地下党员和爱国青年转送至延安参加革命工作。

在武汉期间，袁文彬曾担任武汉卫戌区司令部宣传大队副大队长。考虑到宣传大队成员的政治背景十分复杂，袁文彬特别关心由上海转移过去的革命知识分子和爱国青年，将他们紧紧地团结在党的周围。服务团的战友们都积极评价袁文彬是一位好党员、好同志。

1938年2月6日，在共产党的建议下，国民党成立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周恩来受聘担任政治部副部长，郭沫若担任政治部第三厅（负责宣传）厅长。在第三厅工作期间，袁文彬曾率领战地宣传队到江西、皖南等地开展抗日宣传。此后，因遭国民党顽固派百般刁难，在党组织的安排下，袁文彬于1938年冬赴延安，后被安排在中共中央编译局工作。

1939年冬，袁文彬跟随周恩来离开延安到重庆开辟工作。1940年夏，根据党组织指示，袁文彬离开重庆到新四军军部工作。

四、盐东根据地的“主心骨”

袁文彬到新四军军部工作时正值中共中央发布新的战略部署，新四军已着手发动群众、开展独立自主的敌后游击战争，努力收复被国民党军队丢失的大片国土，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1940年冬，受党组织委派，袁文彬化名方强赴苏北盐阜地区开辟抗日根据地。盐阜地区是日伪及顽匪盘根错节的地域，当地老百姓备受欺凌和压榨，生活极度困苦。到达苏北后，袁文彬带领新四军民运工作队在盐城以东的斗龙港沿岸深入群众，广泛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和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白天，他们和贫苦农民一起劳作，同吃粗粮；晚上，大家一起披星戴月，同钻草堆。经过一段时间的宣传和发动工作，当地群众中的沉闷气氛逐渐消散，抗日激情日益高涨。此后，盐东地区建立了党组织和抗日人民武装，成立了农救会、青抗会、妇救会，并发动了“二五”减租和抗日锄奸运动。

图：着新四军军装的袁文彬

1941年夏，日寇开始对盐阜地区进行大“扫荡”。为坚持敌后斗争，加强统一领导，上级党组织决定将盐城县划分为盐城、盐东、建阳等3个县，并在盐东片先行建立行政公署，由袁文彬任行署主任。不久，他又受命筹建盐东县抗日民主政府。

1941年10月，在盐东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前夕，袁文彬带领4个民运队员到大佑公司动员该公司出钱出枪、支持组织抗日武装。当天深夜，袁文彬一行遭到日伪军的突袭搜查，袁文彬和另一名民运队员张琼英在突围转移中不幸被捕。被捕后，袁文彬发现敌人并不掌握他的身份，就佯装为来此做木材生意的商人，张琼英则佯称是袁文彬的妻子。敌人根据他们的装束信以为真，于是想乘机榨取钱财，便让张琼英回去筹款再来赎回“丈夫”，张琼英因此而得到释放。此后，袁文彬被押到盐城，后又被转至伍佑。其间，袁文彬多次被拷打审问，但他机智沉着，一直佯称自己是木商，始终未暴露真实身份。

党组织获悉袁文彬被捕后，立即多方组织营救。袁文彬的岳父周孝怀也在上海积极设法营救。然而，因在狱中被汉奸认出并告密，掌握其身份的敌人开始对袁文彬进行严刑审讯。面对酷刑，袁文彬严辞怒斥，坚贞不屈。

1941年11月，在一个朔风呼啸的夜晚，一批日伪士兵押着遍体鳞伤的袁文彬走向伍佑镇东郊一个预先挖好的深坑。面对残忍的敌人，袁文彬神色镇定，横眉冷对，高呼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英勇就义。

1943年5月，柳亚子曾为袁文彬题写挽诗：

痛史南明异代春，依然野哭细林辰。

一匡事业嗟余晚，三顾殷勤感汝频。

旧侣朱侯同血面，鬼雄陈夏有传薪。

云间鹤唳伤心极，酹酒终期泖水漘①。

1945年，为了表彰和永远纪念袁文彬（方强），盐阜人民将烈士生前战斗和工作过的盐东县斗龙区更名为“方强区”。新中国成立后，当地又以烈士的英名命名了“方强乡”“国营方强农场”等。

当听到袁文彬不幸牺牲的消息时，周恩来悲痛而又惋惜地说：“啊，袁文彬，这个同志牺牲了!袁文彬是个人才呀!”郭沫若也对袁文彬的牺牲深感悲痛，并在1948年11月撰写的《洪波曲》中表达了对袁文彬的深切怀念。

1955年，盐城市兴建伍佑中学时，当地人民政府在群众的帮助下找到了烈士牺牲的确切地点。人们挖开掩盖在烈士身上的泥土，只见烈士遗骸的腿骨上仍然戴着一付沉重的铁镣，在场的人们无不心酸流泪。烈士遗骸先后被安葬在上海万国公墓和江湾公墓；1982年，上海市人民政府决定将烈士遗骸迁葬至龙华烈士陵园。

图：上海龙华烈士陵园内的袁文彬烈士墓

1981年，在袁文彬烈士牺牲40周年之际，江苏省大丰县委、县政府隆重举行烈士纪念大会，新建的方强乡烈士陵园也向社会开放瞻仰。1995年，盐城市伍佑中学在烈士牺牲地兴建了“人”字形烈士纪念碑。2015年8月，袁文彬被民政部列为第二批600名著名抗日英烈之一。

图：同济大学“一·二九”学生运动纪念园中的袁文彬烈士汉白玉浮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