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高兴到前方去！”

这是刘宗歆立志投身抗日救亡的追求

日以继夜抢救病人，不辞辛劳转移伤员

在目睹了当年缺医少药的状况后

他立下了学医报国的远大抱负

成为学子心中志存高远的好榜样

冒险筹集药品器械，掩护部队抗击日寇

在与新四军并肩战斗的历程中

他坚定了跟共产党走的决心

成为组织心中正直爱国的好战士

面对鼠疫疯狂蔓延，勇赴一线抗击疫情

在与日军发动细菌战的顽强斗争中

他彰显了医者仁心的初心使命

成为百姓心中治病救人的好医生

他以所学知识搭起生命防线，救治伤员百姓

他以豪迈气概勇赴防疫一线，筑起抗日堡垒

他以血肉之躯诠释医者仁心，奏响生命之歌

本期“同济英烈”

让我们缅怀革命烈士刘宗歆

感悟这位白衣战士义无反顾的献身精神

英魂记忆：

刘宗歆(1912～1941)，浙江上虞人。1933年9月考入同济大学医学院。在校期间，他努力学习，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毕业后，曾任中国红十字会救护大队所属医疗队暨新四军军部后方医院医师。1940年起任医疗队长，先后在浙江衢县、义乌防治鼠疫，后因感染鼠疫而以身殉职，时年29岁。

刘宗歆，1912年4月24日出生于浙江上虞横塘乡。刘宗歆为家中长子，自小聪明好学。因刘宗歆的父亲刘祝三当时在上海的一家银行谋职并任经理，为培养刘宗歆今后学习金融以便子承父业，刘祝三便将刘宗歆从老家接到上海，并安排进入育才中学就读。然而，初中就读期间目睹了当时中国缺医少药状况的刘宗歆早已有了自己的志向。初中毕业后，他不顾父亲的反对，毅然报考了同济大学附属中学，立志学习医术，以救治苦难中的穷苦百姓。

一、投身抗日斗争，参与救治伤员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的1931年9月22日，上海各大学的学生代表集会，发起成立了“上海大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随后，“联合会”组织了多支宣传队，分别赴市郊和苏州等地宣传抗日。为了迫使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出兵抗日，自9月下旬至12月，“联合会”还曾先后三次组织数千学生赴南京请愿。受同济大学爱国学生运动的影响，当时在附中就读的刘宗歆逐步坚定了抗日救亡的信念，不仅参加了其中的两次请愿活动，还与同学们一起办起了班级壁报《新波》，广泛宣传抗日救亡思想。

图：刘宗歆在国立同济大学附属中学就读的学籍登记卡

图：1933年7月，同济大学附属中学的毕业生名册

1933年7月，刘宗歆于附中毕业，并如愿考入同济大学医学院。在校就读期间，刘宗歆不仅刻苦学习，并多次获得奖学金，还积极组织和参加社团活动。1937年，刘宗歆参与发起成立了学校的文艺团体“德文剧社”。

图：1937年5月，因发起成立“德文剧社”，刘宗歆特向学校申请经费

1937年8月13日，日寇大举进犯上海，上海军民奋起抵抗。已提前撤入市区的同济大学立即组建了红十字会临时重伤员医院，并参加了其它多所医院的医疗救治工作，同时积极组织开展抗日宣传和募捐活动。随着形势的日益严峻，学校被迫决定迁往浙江金华，不久后又因日军逼近杭州而再次迁往江西赣州和吉安。其间，医学院部分师生始终坚守在浙江一带的重伤员医院参与伤员救治工作。作为医学院的在校学生，刘宗歆和部分医学院同学不惧危险、勇担使命，积极参与伤员救治工作，直至医学院迁往江西吉安后才开始投入学习。

通过亲眼目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所带来的深重灾难，结合自己参加抗日救护的亲身经历，刘宗歆坚定了抗日报国的信念，立志投身抗日救亡的一线战场。1938年，即将毕业的刘宗歆报名参加了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并进入救护总队所属的金华大队第31医疗队担任医师工作。6月11日，他在一封家书中写道：“我现在又加入红十字会医疗队了。大考已完，成绩还满意。两三天后，就动身到金华去。金华现在比较是算前方了，伤兵很多，没有好医生来救护。……金华现在虽然比较危险，但我们仍是前去，多少人被枪杀了，多少财产土地被毁灭劫去了，难道我个人的生命，还过分的重视！我很高兴到前方去。”

图：1938年6月，学校为刘宗歆前往红十字会救护总队所开具的证明书

二、深入抗战一线，彰显医者仁心

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由英籍华裔生理学家林可胜创建。林可胜曾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地救护工作，具有丰富的战地救护经验。抗战全面爆发后，他积极筹建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并自任总队长，组织医疗队奔赴各地抗日战场。他的义举很快得到了各界的认可和响应。当时新四军急需战地救护知识和医疗救护队伍，在叶挺军长的支持下，曾为林可胜的学生和同事的新四军军医处长沈其震主动联系了林可胜。林可胜不仅向新四军介绍了战地医疗救护经验，还应沈其震的请求派出新组建的第67医疗队赴新四军开展救护工作。

由3名医师和十余名护士及护理人员组成的第67医疗队经浙江淳安、安徽屯溪、黄山、太平等地来到位于安徽泾县云岭的新四军军部。到达军部后，医疗队分成了3个小组，刘宗歆带领其中的一个小组来到地处小河口的军部后方医院，与新四军的医务人员并肩开展救治工作。在后方医院，刘宗歆负责主持外科及传染科（主要是肺结核）的工作，并在军部高级护士训练班讲授《简易外科学》。他通常上午巡查病房，下午做几例手术，多的时候甚至一天要做十余例手术，有时还要紧急抢救前方送来的伤员。其间，他还曾两次冒着生命危险赴上海筹集药品和医疗器械。

医疗队队员与新四军医务人员在工作中也建立起深厚的友谊，大家亲密无间，形如一家，不仅一起参加政治和业务学习，还联合开展文化娱乐活动，刘宗歆则常在文娱晚会上表演口琴独奏。有一次他赴上海筹集药品返回后，受到同事们的集体欢迎，大家欢呼雀跃：“欢迎刘大夫胜利归来！”当新四军干部须外出而便装一时没有着落时，刘宗歆和医疗队的同志便拿出自己的便装给予支援，有一次他还让妻子将旗袍赠送给需要外出的女干部。为使新四军的同志能够顺利通过国民党统治的地区，医疗队还经常出具证明信，掩护他们开展工作。1940年元旦，副军长项英主持召开干部午餐会，还特邀刘宗歆及医疗队的另一位医师一起参加，并与他们合影留念。

刘宗歆对待工作认真负责，勤勤恳恳，不论属份内还是份外，总是主动热情地投入工作。当他得知多名战士患疟疾后便主动配合内科，积极参加疟疾治疗工作。有一次，有位女同志即将临产，他又担负起了接生任务。在军部后方医院，他的良好医德和精湛医术有口皆碑，伤病员们都热情地称赞他是一位正直、爱国的好医生。

在军部后方医院工作期间，受党组织和军队同志们的影响，刘宗歆的政治觉悟有了很大提高，深深地感受到共产党、新四军是真正为人民大众谋幸福、带领广大人民群众抗击日寇的革命力量，他也萌发了参加新四军、跟着共产党走的想法。1940年春，他利用赴上海筹集药品和医疗器材的机会将妻子和一对子女接到了新四军军部后方医院驻地。工作之余，他指导妻子学习医疗护理知识、参加包扎及换药等护理工作，并向其介绍共产党、新四军的抗日救国政策，引导其共同加入新四军。

1940年10月，为粉碎国民党企图通过制造磨擦达到歼灭苏北地区新四军的阴谋，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组织了自卫性的黄桥战役。为做好战前各项准备，落实战时医疗救护工作，应苏北指挥部请求，新四军军部委派军医处长沈其震率领一批医务人员奔赴苏北前线。为确保行程安全，刘宗歆与妻子、妻妹及救护队队员帮助这批医务人员化装成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的人员，并与他们一道由新四军军部转赴金华。此后，在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金华大队大队长、同济大学医学院教授何鸣九的帮助下，沈其震一行先转道温州，经乘船至上海后再赴苏北。

刘宗歆到达金华后不久便爆发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此后，刘宗歆积极协助由皖南撤退至金华的医务人员，帮助他们解决经济和物资上的困难，使他们很快重回革命队伍，继续参加抗日斗争。

三、勇担抗疫使命，唱响生命赞歌

日本帝国主义企图以武力迅速征服中国的美梦破灭后，便开始发动灭绝人性的细菌战。自1940年起，日军先后在浙江、湖南等部分地区撒布鼠疫细菌（跳蚤），致使这些地区的鼠疫恶症迅速蔓延。

图：1941年6月20日，刘宗歆受聘浙江衢县临时防疫处隔离医院医务主任

为了应对鼠疫，刚从皖南来到金华不久的刘宗歆被任命为第312医疗队队长。刘宗歆随即率队奔赴浙江衢县，与当地卫生组织及其他卫生力量合作，共同筹建了衢县临时防疫处隔离医院，专门收治感染鼠疫的病人，并指导当地的鼠疫防治工作。1941年6月20日下午，衢县临时防疫处召开第一次工作会议，根据浙江省政府令，衢县卫生院院长顾保罗兼任隔离医院院长，刘宗歆兼任医务主任，主持日常治疗工作。

鼠疫是一种传染力极强、死亡率极高的传染病，又称“黑死病”。14世纪时，欧洲曾流行鼠疫，2500余万人被夺去了生命。当时日寇在我国部分地区施放了大量鼠疫细菌，致使这些地区的鼠疫迅速传播，疫区人民深受其害。其中，曾有一户八口之家在一两天中被鼠疫全部吞噬；还有一名染上鼠疫的外地小贩因在旅店夜宿而导致店主及旅客全体丧命，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就这样快速逝去。

由于战乱时期的医疗条件有限、医疗物资匮乏，抗疫形势十分危急。临危受命的刘宗歆一边参与防治工作，一边查阅资料，不断地在实践中总结经验，努力提高防治能力。通过学习、总结和钻研，刘宗歆逐步积累了一些防疫要领，并在《军医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关于治疗鼠疫的文章，以帮助各地开展防疫工作。

1941年秋冬，义乌爆发鼠疫。因担心被传染，有的医务人员不敢前往参与防治。但刘宗歆临危不惧，当得知即将组建医疗队赴义乌防治鼠疫的消息后，他立即主动请战率队前往。他的妻子闻讯后也很为他担心：“人家都怕鼠疫，不敢去，你为什么主动要求去义乌呢?你在衢县不也是在防治鼠疫吗?”他却说：“我是一个医生，哪里有病人，就要到哪里去。我在衢县防治鼠疫已有一定经验，我不去谁去?”“做医生的就是为了救死扶伤，为病人治病，哪怕会牺牲，也要去抢救病人!为了救人，就是死了，也是值得的。”为了减轻妻子的负担，他安排妻子和女儿返回上海，并把留下的小儿子托付给当地保姆。随后，他便带队奔赴义乌。

为防止疫情继续扩散，义乌当地政府封锁了火车站，禁止火车停靠。经辗转抵达后，刘宗歆以身作则，多次深入到疫情最严重的地区开展防治工作。他经常对身边的医务人员说：“大敌当前，为国家，为人民，要有爱国思想和献身精神，要有无所畏惧的气慨，振奋前进。”在防治工作中，他不拘泥于常规治疗方案，而是密切联系实际、结合当地具体情况有效开展工作。在与浙江省卫生处长孙秉甫及受邀前来研究防止策略的德国防疫专家伯力士交流时，他果断提出，防治传染病的一般原则是“防重于治”，但当前义乌地区的疫情已非常严重，而当地群众由于缺乏科学知识仍以烧香拜佛的迷信办法应对鼠疫，未及时采取就医治疗，导致疫情持续传播，故当务之急是“治重于防”，应教育和引导民众尽快就医，以迅速隔离和收治已感染病人，阻断疫情的继续传播。

刘宗歆专业而中肯的意见得到了采纳，并迅速付诸实施，义乌地区的鼠疫防治工作也因此得以有效推进。1941年12月26日，刘宗歆在生前写给妻子陈娟的最后一封家书中提到:“我在义乌诊治鼠疫已得五十多人，半死半活（发病后一天半内服药者多治愈，二天后服药者多死亡），疫势未减，很忙，短时间不能走开。”

图：1941年12月26日刘宗歆写给妻子的家书

1941年底的一天傍晚，刘宗歆刚吃过晚饭正准备回宿舍，一位老太太前来请刘大夫去她家诊治重病中的女儿。救人心切的刘宗歆以为是普通疾病，未采取任何防护措施便随老太太前往。当进入病人家里看到病人时，他才发现这位姑娘已患鼠疫。于是，他当即赶回隔离医院，安排医务人员收治该姑娘及对她家进行消毒，并告诉同事自己可能已感染鼠疫，为避免传染，应马上采取隔离措施。不幸的是，刘宗歆的确已感染了鼠疫，且病情迅速急剧恶化。1941年12月30日晚，刘宗歆终因抢救无效而以身殉职，牺牲时年仅29岁。

图：1942年1月，《东南日报》刊发刘宗歆殉职的消息

1942年1月，《东南日报》刊发题为《义乌鼠疫益烈，红会队长刘宗歆殉职》的快讯，对刘宗歆的不幸殉职表示哀悼：“红十字会第312队队长刘宗歆，自义乌发生鼠疫后，即率队来义乌工作，不幸竟遭传染肺鼠疫，医治无效，于30日下午8时逝世。按：刘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服务卫生界多年，刘于扑灭鼠疫素具热心，此次殉职，闻者不胜悲悼。”

新中国成立后，以刘宗歆为原型并由刘任涛编剧、徐苏灵导演、乔奇主演、上海国泰影片公司拍摄的电影《生命交响曲》在全国公映。该片揭露了日寇实施细菌战的暴行，再现了我国医务人员和人民群众奋起斗争、抗击疫情的英勇场景。1986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向刘宗歆遗属颁发了“革命烈士证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