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党员的典范！”

这是日籍共产党员战友对郑文道的评价

这位情报战线上的无名英雄

有着不平凡的革命事迹

他深受爱国民主思想熏陶

读书济世追求真理，投身革命兴我中华

从阅读进步书刊到参加爱国学运

从开展抗日游击到从事情报工作

胆识超人、处事沉着，是他的革命特质

他不顾个人安危深入虎穴

传递敌伪重要情报，奠定革命胜利基础

为严守党的秘密，他无惧威逼利诱

为保护革命同志，他勇于牺牲自我

不屈不挠、甘于献身，是他的革命底色

本期“同济英烈”

让我们缅怀革命先烈郑文道

感悟这位爱国青年的赤胆忠诚和无畏气概

英魂记忆：

郑文道(1914～1942)，广东香山人。1933年考入同济大学附设高级工业职业学校，后加入读书会，并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抗战全面爆发后，参加中共青岛地下党领导的游击队，投身抗日斗争。1938年参加华东人民武装抗日会，同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9月，调至中共中央特科，从事我党在上海的地下情报工作。1940年化名程和生，打入日本情报机构“满铁上海事务所”，完成了大量情报收集任务。1942年7月被捕。后为掩护革命同志，毅然选择跳楼就义，时年28岁。

1

追求进步，投身革命

郑文道，1914年出生于广东香山县。其父是水手，经常不在家，其母则身体羸弱，家庭经济来源主要依赖长兄郑文应经商所得。郑文道自少年时起便离开母亲，随兄嫂在山东烟台和青岛生活。

1933年夏，正在青岛礼贤中学就读高中的郑文道闻知同济大学附设高级工业职业学校招生，便与同在礼贤中学就读的侄儿郑香山一同报考，后同时被机械科录取。郑文道性格内向，秉性正直，虽然平时话不多，但总是面带微笑。在校期间，受同济大学爱国学生运动和身边进步同学的影响，他和郑香山一起加入了学校的共产主义研究小组（对外称“读书会”），经常利用课余和假日与进步同学一起阅读进步书刊，研讨苏联革命文学和马列主义思想，并积极参加爱国救亡运动。通过学习和讨论，大家逐步认识到，一个人的生活道路完全是由自己选择的；懦弱者任凭命运摆布，坚强的人则与命运抗争。

图：《国立同济大学概览（1933）》中的在校学生名录

1935年下半年，“读书会”受托为附近的震东罐匣厂60名艺徒开办了一所艺徒夜校。在授课之余，郑文道经常向艺徒们宣传革命思想，并把《我的童年》《母亲》《夏伯阳》等优秀读物借给他们阅读。在革命思想的薰陶下，艺徒们开始向往革命，不少艺徒还希望授课的学生帮助寻找共产党。

图：1937年1月，同济大学附设高级工业职业学校机械科第一届毕业生合影（二排左二为郑文道）

1937年夏，毕业后的郑文道与郑香山一起被学校介绍到民生轮船公司就业。在去公司报到之前，两人先回了趟青岛探亲。然而，回到青岛后不久便爆发了“八·一三”事变，于是，郑文道与郑香山参加了由中共青岛地下党领导的游击队，与当地的进步同学和工人一起投身于抗日斗争。其间，他们曾冒着生命危险完成了爆破青岛码头仓库和铁路大桥的战斗任务。不久，他们随游击队转移至崂山地区，开展敌后游击战，打击小股日寇。在一次战斗中，有位同志身负重伤，组织上便委派郑文道将伤员秘密送往青岛市内的一家医院抢救。不幸的是，这位伤员终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而牺牲。恰巧此时日寇又突然在青岛市区实施戒严，禁止人员出入，导致郑文道无法及时归队。从此，郑文道便与游击队失去了联系。

1938年1月，郑文道赴上海并找到了同学景智德。已参加上海中共中央特科工作的景智德便将郑文道介绍给了中共地下党组织。此后，郑文道被安排加入游击训练小组，并化名丁振东①于1938年2月与何克希等加入了由梅光迪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在江阴开展抗日游击斗争。1938年7月，在战斗中经受考验的郑文道加入中国共产党。

2

深入虎穴，收集情报

1938年9月，因郑文道胆识过人，处事沉着坚毅，党组织将他调回上海并安排加入中央特科，从事中共在上海的地下情报工作。此后，郑文道负责与在“满铁上海事务所”工作的日本籍共产党员中西功联络和收集情报。

图：郑文道烈士生前战友、日籍共产党员中西功

1940年4月，经中西功提议，“满铁上海事务所”先后成立了“时事研究室”和“满铁特别调查班”等附属机构。在中西功的巧妙安排下，郑文道化名程和生并以研究员的名义顺利打入“满铁上海事务所”，开展情报收集工作。受党组织委托，郑文道还负责中共南京情报组织从汪伪政府和日军华中最高指挥部所收集到的高层重要情报的接收和转送工作。

在“满铁上海事务所”的数年中，郑文道默默地从事地下工作，体现了对党和人民的赤胆忠诚和责任担当。他不顾个人安危，从不失约，一次次地将由中西功和南京传递来的重要情报及时转交给党组织，并由党组织以各种方式源源不断地转送到延安。这些情报中既有“大连满铁总部”每月向日本政府递交的报告，也有日本政府对南京汪伪政府的照会文件和对“兴亚院”所作的工作指示，甚至还有日本天皇御前会议和日军大本营会议内容等高层战略情报，为我党开展抗日斗争提供了重要决策参考，有效地保护了党的队伍和革命同志。那段时间里，每当日伪军计划大规模“扫荡”八路军、新四军驻地时，郑文道往往提前数日便将从中西功处获得的情报通过上海特科迅速转报党中央，使党中央得以及时作出相应对策，狠狠打击敌人。有一次，抗日根据地计划派一批干部由山西赴河北开展敌后斗争，当接到日军准备在中途袭击的情报后，党组织立即决定改变输送路线，从而挫败了日军的偷袭阴谋，保证了这批干部的安全抵达。

1940年夏，日本内阁召开御前会议，陆海两军首脑就日军今后进攻的重点是配合已深入苏联境内的德军而北上、还是全力南下以达到称霸东亚的目的展开了激烈辩论，并最终决定采纳海军提出的南下扩张政策。显然，日军的动向对于党中央的抗日决策部署具有重大意义。为此，延安方面曾两次来电询问上海特科：“日本北进、南进的动向如何?”经中西功和身处南京的西里龙夫以各种情报证实后，1940年底，郑文道及时将这一战略情报送出，为党中央及时准确地判断日军的战略意图提供了佐证、争取了时间。该情报转至苏联后，苏联立即从西伯利亚抽调兵力，并最终取得了莫斯科保卫战的胜利。周恩来后来说：“这个情报是国宝。”②

在“满铁”的近三年时间里，郑文道先后传递了百余件重要情报，不仅有效保卫了我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军，也为苏联的莫斯科保卫战取得胜利进而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争取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早日胜利起到了重大作用。在任务十分艰巨、环境异常危险的情况下，郑文道以超人的胆识完成了一项项任务，为中国乃至全世界的反法西斯斗争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

3

保护同志，甘于献身

1941年10月，日本东京警视厅侦破了“左尔格——尾崎秀实第三国际间谍案”（也称“共产国际情报集团案”）。因该案所涉情报重大、牵涉人员众多，日本警视厅大为震动，故决定对国内外所有情报机构进行全面审查。得到消息后，中西功分析此次审查行动必然会追查到自己和其他日本同志，进而牵涉到郑文道及其上级领导，便立即将此危急情况告知郑文道，希望其转告中共上海地下组织迅速应变并组织撤退。郑文道却镇定地对中西功说：“如果你被抓去，也许我也会被抓，这样，我可以为你掩护到底。如果这个目的不能达到，那么为了保卫组织，我将一死了之。”

郑文道迅即将此危急情况向上级作了汇报，并对自己的住处作了认真检查，确保不留下任何蛛丝马迹。1942年6月16 日，中西功被捕。因中西功曾介绍郑文道到“满铁”做雇员，郑文道也因此被列入怀疑对象。1942年7月29 日清晨，从东京赶到上海的日本警视厅特务和日本宪兵在位于上海拉都路（现襄阳南路）敦和里28号的三楼住所里逮捕了郑文道，并将与郑文道同室居住的倪之璞（中共地下情报人员）也作为嫌疑对象一同逮捕。由于在随后的房屋搜查中一无所获，急于想知道郑文道与哪些日本人有往来、其上级领导住址等信息的特务们便将郑文道关进卫生间，当即开始了刑讯逼供。

早已有思想准备的郑文道一口咬定自己与日本人仅是工作关系，对其他事情一概不知。日本特务便开始追问郑文道与中国人刘国光（郑文道的上级领导吴成方的化名）的关系及刘国光的住址。听到这一提问，郑文道立刻意识到特务们已从其他地方掌握了部分内情。于是，他一边反复地大声喊着：“我不知道刘国光的住址”，以便让尚在隔壁的倪之璞知晓该情况，一边愤怒地责问日本特务：“我在‘满铁’工作，从无过失，今天却受此刑讯，真是太不讲理，这是为了什么?”最终，无计可施的日本特务只得将郑文道和倪之璞一起押上吉普车，准备带往位于北四川路（今四川北路）的日军宪兵司令部继续审问。

当吉普车驶至江西中路、汉口路附近时，郑文道突然纵身跳出车厢。由于车速太快，郑文道腿部受了重伤，头部也撞开了一个口子，血流如注。措手不及的特务们将郑文道抬上吉普车，疾速驰向日军宪兵司令部。此时，郑文道因流血过多已处于昏迷状态。为了获得口供，日本宪兵便将郑文道送至四楼医务室抢救。脱离生命危险后，郑文道被安排住进了病房，倪之璞则被要求留在病房内护理郑文道。郑文道苏醒后，日本宪兵头目假惺惺地前来“探望”，劝他安心养伤，并说道：“这次逮捕，完全出于误会，请你不要介意。你途中跳车，也太紧张了!”在他卧床的一周时间里，日本宪兵头目不仅经常来病房询问伤势，还劝其进食，并多次企图套取消息。郑文道早已识破了日本特务的险恶用心，总是装作头昏乏力，不予搭理。为了保护组织和同志，迎接即将到来的严酷考验，郑文道已开始盘算今后的对策。

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郑文道的伤势略有好转，创口的流血已止住，也能适当进食了。特务们见他已无生命危险，便迫不及待地开始提审，企图从中打开缺口，进而破获“共产国际情报集团案”。由于郑文道的身体仍很虚弱，行动不便，特务们便安排倪之璞协助搀扶至审讯室。在去厕所解手时，郑文道低声对倪之璞说：“我不行了，你好好地生活下去，坚持下去，把一切责任都推到我身上，一切都由我承担……”此时的郑文道已做好了为保护组织和同志而牺牲的充分准备。

图：郑文道烈士身前穿过的大衣

郑文道被转解至审讯室后，倪之璞被要求留在外间，因而可大致了解审讯室里的情况。起初，特务们还百般利诱，但因郑文道不为所动，特务们便露出了狰狞面目，开始对郑文道施以酷刑。面对残忍的折磨，郑文道坚贞不屈，始终咬定与中西功只是工作关系，也不知道刘国光的住址。因审讯开始后不久倪之璞便被押离现场并关进监狱，关于郑文道此后的消息就此中断。

40年后的1982年，西里龙夫来到上海，并带来了中西功写的回忆录《在中国革命的风暴中》，后人才得以知晓郑文道在狱中壮烈牺牲的情况：

“1942年的夏天，我（中西功自称）被捕两个月后，日本宪兵才袭击了程（郑文道当时化名程和生）的家，把他逮捕了。然而，在这约两个月时间里，郑文道仍然若无其事的依然来到我的办公室，收集有关我的情况。这是由于我和他在表面上是合法的公开的关系。因此，他认为，如果他逃跑的话，将对我不利。但是他被捕后，从简单的讯问中，他已觉察到，他和日本共产党员的关系已为日宪知道，无法为我们掩盖……在被审讯时，他看准特高警察的疏忽，从窗口跳楼，壮烈牺牲了。”

图：中西功回忆录《在中国革命的风暴中》

由于郑文道的牺牲，使日本特务妄图通过他破获中共地下党组织的企图彻底破灭。中西功在回忆录中称颂郑文道为“中共党员的典范”，他写道：“直到今天，只要周围无人，我就会想起他那亲切热情的双目。这是一对为了革命不怕牺牲的眼睛，是一对永远慷慨、含笑就义的明珠。”

1981年10月，中共中央统战部方知达、公安部钱明（本文原作者，郑文道在同济就读时的同班同学）、国家仪表总局翁迪民、中共中央调查部（1983年与公安部反间谍部门等合并，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部）上海分部汪锦元等郑文道生前战友联名向中央组织部老干部局提交了《关于追认郑文道同志为革命烈士的报告》，受到中央组织部老干部局和民政部优抚局的高度重视。民政部优抚局“（81）民优字第192号文”要求上海市民政局为郑文道同志办理追认革命烈士的手续。1981年12月，上海市人民政府发文，同意上海市民政局《关于追认郑文道同志为革命烈士的请示》，正式批准郑文道同志为革命烈士。

图：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批准郑文道同志为革命烈士的批复

1985年，中西功三弟中西笃和三弟媳中西政子夫妇来到上海。郑文道烈士生前战友钱明和汪锦元接待了他们。交谈中，中西笃从包里取出中西功夫人中西方子和中西政子写给郑文道烈士未亡人的慰问信及慰问金8万日元。钱明解释说，文道烈士牺牲时年仅28岁；他曾有过一个心上人，但未及结婚自己就牺牲了；该女子在30多年前已去国外，从此杳无音讯。随后，钱明和汪锦元两人代表烈士亲属向日本朋友表示了由衷感谢，退还了慰问金，只留下慰问信作为纪念。

1986年3月11日，中西方子专程从日本来到上海市烈士陵园。她在烈士史料陈列馆瞻仰了郑文道烈士遗像，供奉了花篮。鞠躬致敬后，她抬起头来，拢了拢银白的头发，无限感慨地说：“今天，我终于实现了我丈夫中西功的遗愿，亲眼看到了丈夫和我多年来铭刻难忘的中国共产党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