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打倒法西斯！”
“抗战胜利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
这是徐韧在生命最后一刻无所畏惧的呐喊
也是她献身革命的坚定信仰
面对国民党的腐败统治和“不抵抗”政策
她毅然投笔从戎，奔赴抗战前线
从爱国学子成长为文艺战士
以实际行动践行了团结抗战的爱国信念
面对反动派的威逼利诱和“法西斯”迫害
她横眉冷对顽敌，不失革命气节
从知识青年转变为共产主义者
以青春热血诠释了报效祖国的赤城之心
本期“同济英烈”
让我们缅怀革命先烈徐韧
感悟这位新四军女战士的坚强意志和高尚品格
英魂记忆：
徐韧（1918～1942），广东番禺人。1933年9月考入同济大学附设高级中学，后升入同济大学医科。在校期间，她热爱音乐，擅长歌咏，加入进步学生组织的读书会和剧团，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1940年参加新四军，在新四军政治部宣教部文化组工作。在“皖南事变”中受伤后被捕，被关押在上饶集中营。在狱中，她坚贞不屈，果敢地与敌人作斗争。1942年6月19日，在集中营整体转往福建途中被敌人杀害，时年24岁。
一、同济园内的爱国学子
徐韧，原名徐瑞芳，1918年出生于广东番禺县。她幼年丧父，从小跟着母亲和姐姐生活。1933年，徐瑞芳考入同济大学附设高级中学，进入德文补习科学习德文。在进步同学的影响下，徐瑞芳喜爱阅读革命文艺书籍，对鲁迅的作品更是爱不释手，还经常与进步同学一起唱救亡歌曲。
图：国立同济大学概览（1934年）中的在校学生名单
1936年，著名学者冯至教授和历史教员杨晦相继来到同济附中执教。当年8月，冯至受聘主持附中工作。执教期间，两位具有爱国民主思想的进步学者对广大学生循循善诱，积极倡导和支持抗日救亡。杨晦还经常在他的住处与进步学生议论国内外形势，徐瑞芳总是积极参加，并从中受到许多启示和教育。
1936年10月，鲁迅逝世。徐瑞芳与冯至、杨晦及部分进步同学一起参加了鲁迅的葬礼活动，大家决心继承和发扬鲁迅的战斗精神，继续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此后不久，因团结进步学生、热心参与爱国运动，杨晦被学校当局以“危险分子”为名予以解聘。离别之际，徐瑞芳和同学们一起赶到车站与杨晦依依惜别。
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徐瑞芳随学校西迁，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行程达几千里。艰辛的经历磨炼了她的革命意志，民族的危难激发了她的爱国热情。她时刻关心着祖国的命运，更加积极地投身抗日救亡活动。
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通过了《整顿党务》和《限制异常活动办法》，将政策重点由对外转向对内，由抗日转向反共。3月，国民政府召开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公开号召“教育界齐一趋向，集中目标，确确实实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努力”。随后，学校当局推行国民党、三青团和训导处三位一体的管理模式，加强了对师生的控制，妄图限制和取缔学生的抗日爱国运动。
当时，同济大学已迁至云南昆明。在西南联大进步力量的影响下，随校西迁的同济党员重建了地下党小组。在党组织领导下，学校的进步力量不断壮大，不仅扩大了读书会的活动规模，还组织了昆明儿童剧团，广泛宣传抗日救亡。徐瑞芳积极参加进步组织的活动，并先后阅读了《社会发展史》《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大众哲学》《新经济学大纲》等著作和高尔基的小说、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歌等文艺书籍，思想觉悟得到不断提高。
1940年夏，随着昆明物价飞涨和日机的不断侵扰，当地群众和同济师生的生活和安全受到严重影响。日军的轰炸不仅造成了大量市民伤亡，同济学生中也有人被炸身亡。看到这一情景，徐瑞芳义愤填膺地对同学说：“国民党无能，不抵抗。这仇不报，怎能配做中国人！这口气应牢记在心上。中国一定要有先进武器，抵抗敌人。”她常常阅读《新华日报》，关注八路军、新四军英勇作战的消息。与其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身处大后方重庆、昆明等城市里的政府官员们依然是花天酒地，一片鸟烟瘴气，毫无抗战之意，正如百姓所说，“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因此，徐瑞芳逐渐下定了决心，准备离开昆明奔赴皖南参加新四军。此后，在同学赵正心的介绍下，徐瑞芳先在重庆民生路读书生活社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在该社编辑孙克定的介绍下赶赴贵阳，寻找和联络新四军人员。
二、投笔从戎的文艺战士
1940年7月底，徐瑞芳到达贵阳，找到了正准备赴安徽的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在表达了参加新四军的强烈愿望后，徐瑞芳终于被部队接纳，并与新四军干部一同乘卡车离开贵阳、奔赴皖南。由于沿途多为山区，道路崎岖不平，还要不时躲避日军空袭，加之起早贪黑地奔波，大家备受劳顿之苦。为了缓解大家的心情，每到一个休息地，徐瑞芳就给大家唱《黄水谣》等歌曲。车辆到达衡阳的一天晚上，徐瑞芳在联欢会上唱起了《黄河怨》，悲凄的歌声使大家想起了国仇家恨，战友们纷纷落泪，徐瑞芳的眼眶里也充满了泪水。
图：当年的新四军臂章
经过五天的奔波，徐瑞芳一行终于于8月4日到达位于安徽泾县云岭的新四军军部。到达驻地后，徐瑞芳满心欢喜地脱下蓝布旗袍，穿上印有“N4A”字样臂章的新军装，便迫不及待地与同伴们一起了解军部驻地环境。山间云雾缭绕的美丽景色、流水叮冬的叶子河、罗里村的军部大礼堂、朝气蓬勃的新四军女战士，……耳目一新的环境给徐瑞芳留下了新鲜而美好的印象。第二天黎明，当嘹亮的军号响起，听到操场上传来的“嚓嚓”跑步声和雄壮的新四军军歌：“前进，前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徐瑞芳顿感热血沸腾，激动万分。经过一番琢磨，徐瑞芳决定更名为徐韧，以新的面貌迎接美好的未来。几天后，徐韧被分配到军政治部宣教部文化组工作。
图：徐韧的战友、丈夫，人民音乐家任光
任光1909年出生于浙江嵊县，20多岁便已成为著名作曲家，他创作的《渔光曲》《月光光》《打回老家去》《大刀进行曲》《高粱红》等多首革命歌曲鼓舞着人民大众团结起来，战胜敌人，争取胜利。受新四军军长叶挺之邀，任光搭乘叶挺的专车于1940年7月由重庆来到新四军军部。
到文化组工作后，徐韧结识了任光。在一次联欢会上，任光和徐韧合唱了由任光创作的电影歌曲《王老五过年》。在工作和交往中，他们同仇敌忾，互相学习，互相关心，彼此爱慕，并终于结成伉俪。从此，徐韧成为任光从事音乐创作的理想助手。每当任光酝酿、哼唱一首新曲时，徐韧便把旋律记下来，再由任光修改、整理，直至作品完成。
1940年秋冬，国民党发动第二次反共浪潮，企图消灭新四军。本着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党组织决定将新四军撤离皖南地区，转往江北。考虑到安全因素，组织上原本安排任光和徐韧先行撤离，但他们表示，自己刚参加部队，身体健康，应该留下来在战斗中经受锻炼和考验。
为了向皖南人民告别，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特地写了一部名为《别了皖南》的歌词，并交由任光为它谱曲。接到任务的夫妇俩拉着小提琴，边唱边修改曲子。被歌声、琴声所吸引的叶挺军长、项英副军长也聚拢过来，聆听着他们的演唱，叶挺还提了几条修改建议。
《别了皖南》创作完成后，任光、徐韧夫妇立即热情地教大家练唱。一时间，云岭到处响起了嘹亮的歌声：
前进号响，大家准备好，
子弹上膛，刺刀出鞘，
三年的皖南，别了。
目标扬子江头，淮河新道……
这首歌既充满了高昂的革命激情，又保留了任光的抒情风格，唱出了新四军指战员对皖南人民的热爱，唱出了人民军队与老百姓的鱼水之情。在云岭驻地的各个村庄里，大家一遍又一遍地高唱着这首悲壮的离别歌曲，准备迎接新的战斗。
三、坚贞不屈的斗争勇士
1941年1月4日，任光、徐韧随新四军军部告别云岭，绕道北上。1月6日，当新四军军部及所属皖南部队9000余人到达泾县茂林地区时，突遭国民政府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第32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率领的7个师8万余人的包围袭击。经过7个昼夜的英勇奋战，新四军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除约2000余人突围外，其余大部分被俘、失散或牺牲。事后，蒋介石竟反诬新四军“叛变”，并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该事件即为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在突围过程中，任光被一颗流弹击中胸膛，不幸牺牲；徐韧也因头部受伤而晕倒后被俘。当徐韧醒来时，发觉自己躺在一张白色病床上，经询问穿着国民党军服的勤务兵，才知道这里是国民党嫡系部队62师一个团部的医疗所。想起丈夫和战友们的惨死，徐韧不禁放声痛哭起来。
一天，勤务兵来到徐韧病床前说：“我们团长来看你啦！”一会儿，一个衣着整齐的年轻军官走进病房。他以关切的口吻询问徐韧的伤情，劝她不要再胡思乱想，不要没完没了地伤心哭泣，并说：“本团长决定把你留下是不容易的。你可要知道本人的苦心。你年轻，还有前途，过些天等你身体再好些，我带你出去……”徐韧则瞪着眼睛大声说，“我不留在这里，我要出去！我要和同志们在一起，我不离开他们！”那位团长反问道：“你不留在这里？新四军全完啦！……你们那些被俘的人全被押送到江西上饶关起来啦，你难道也要上那里去？”徐韧听后坚定地说：“反正我不留在这里，你们把我送到上饶，我也不怕！”见劝说无效，那位团长只得灰溜溜地走了。
几天后，一名被派来的劝说者对徐韧说，“我们团长年轻有为，还没有成家，对你很有好感。”徐韧听罢被气晕过去。此后，她开始绝食，并不停地嚷着：“我要回去！”最终，徐韧也被押往上饶集中营。
“皖南事变”中被俘的新四军干部大部分被关押在上饶集中营。来到集中营后，徐韧被编入“第五中队女生分队”。起初，她整天沉默发呆，有时低声哭泣，有时自言自语，太多的疑问让她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富有才华、热爱祖国的丈夫任光被杀害？为什么英勇抗日、保护人民的新四军被诬为“叛军”、遭到围剿？为什么忠于祖国、仇恨日寇的她和战友们被关禁在上饶集中营内？……痛苦和疑惑使得她思绪混乱，心神不宁。后来，在同一中队姐妹们的关心照料和耐心开导下，徐韧进一步认清了国民党的反动本质，逐步恢复了正常的精神状态。
集中营第五中队特务队长曾恭生是一个典型的法西斯暴徒，难友们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曾魔王”。他要求女生队办壁报，并强迫大家写为反动当局歌功颂德的稿件。难友们则巧妙应付，偏偏写一些“思乡”、“我的妈妈”等思念类或风花雪月类的文章。有一次，徐韧写了一篇题为《臭虫与跳蚤》的稿件：“我们为什么睡不好？因为睡的长坑上、盖的被子里有臭虫、跳蚤和虱子。”文章一语双关，既诅咒了害虫，又声讨了敌人。
新的一期壁报贴出后，难友们便围着观看。当徐韧发觉她写的文章被当局改得面目全非后，便气愤地骂道：“这是哪个龟儿子乱改我的文章？”曾恭生在一旁涨红了脸恶狠狠地说：“你胆子好大，你骂谁？”徐韧理直气壮地说：“谁乱改，我就骂谁！”曾恭生不怀好意地走到徐韧身边做起了小动作，徐韧立即将他推开，厉声斥责道：“放规矩点，我们不是好惹的！”曾恭生恼羞成怒，骂骂咧咧地说：“有什么了不起……”徐韧怒不可遏，随手举起身边的一只小板凳朝他的脑袋掷过去。凳子从曾恭生的头顶上飞过，为了躲避，曾恭生踉踉跄跄差点跌倒。一个负伤的弱女子居然把不可一世、口口声声嚷着要“熔化共产党”的魔王斗得威风扫地、抱头乱窜，使得被囚禁在集中营的同志们颇受鼓舞。被激怒了的曾恭生便指使宪兵将徐韧关进中队部的临时禁闭室。
这个禁闭室原本是老百姓的谷仓，仅有约一平方米，且没有窗户。时值盛夏，被关在小囚笼里的徐韧虽然周身淌汗、脸色发白，但始终没有屈服。在中共地下支部的领导下，女生队的30余人立即投入营救斗争。由于翌日国民党政府第三战区司令部情报专员、集中营的顶头上司卢旭要来视察，集中营要求各中队人员整理内务、粉刷墙壁、张贴标语、清扫环境，做好迎接长官“驾临”的各项准备。女生队的全体同志便抓住时机举行罢工，即便特务们前来动员也不予理睬。随后，女生队又推派了几名代表与特务交涉，其他人或躺在床上罢工，或大声哭嚷着；“不放出徐韧，我们就不干活，……”。最终，为了整理环境以讨好上司，曾恭生不得不将徐韧放了出来。
10月30日（农历9月15日）是蒋介石的生日。为了表示对领袖的忠诚、讨好上司，特务们计划邀请长官来集中营演讲，并准备安排一些文娱节目助兴。了解到徐韧擅长演唱中外歌曲后，曾恭生便亲自来找徐韧，动员她演唱英文歌曲。徐韧告知道：“我不会唱。”曾恭生说：“你明明会唱，为什么不唱？”徐韧便推托嗓子不好，表示过几天才能唱。尽管曾恭生软硬兼施，但徐韧始终予以了回绝。
在集中营里，徐韧不仅和难友们一道与国民党特务开展着顽强斗争，同时也未忘记找机会学习知识。她曾写信给当时已内迁至四川李庄的同济大学同学薛崇本，请其寄一本《德华字典》，以便进一步学习德文。
1942年5月，日本侵略军沿浙赣铁路向我国西南地区发动进攻。地处上饶的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部被迫决定将集中营里的“政治犯”迁往福建。6月17日，当迁移队伍途经崇安县赤石镇时，第六中队的百余名革命战士在中共地下支部的领导下发动了“赤石暴动”，一批同志冲破了反动派的看守奔向武夷山区，重新获得了自由，但也有不少同志在与敌人的搏斗中壮烈牺牲。“控制局面”后，集中营各中队立即加强了看管，同时安排特务深入四周山区搜索“逃离”的同志，并开始策划屠杀行动。
6月18日黄昏，特务们将各中队人员集中到一所祠堂里。在昏暗的灯光下，特务头子杀气腾腾地拿着花名册点名。女生队队员中，吕明等6名共产党员和徐韧被另行编队“学习”。自19日下午起，特务们将从各中队抽出来的“顽固分子”及参加暴动被抓回来的同志共计70余人分成三批，先后押解到赤石镇虎山庙后的茶林里，实施了惨无人道的集体大屠杀。24岁的徐韧和战友们昂首挺胸，高呼着“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打倒法西斯！”“抗战胜利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英勇就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