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莫高于爱民，行为莫高于乐民，是为公仆之本性！”
这是詹大权以人民至上的革命宗旨
爱国兄长探寻真理的追求
点燃了他红色理想之火
共产党人前仆后继的信念
坚定了他革命事业之志
他读书济世求真理
关心国家命运，树立革命理想
拥护国共合作，致力爱国学运
在反帝斗争道路上奔走驱驰
他投身革命兴中华
考察农民运动，坚持团结抗日
培养青年骨干，壮大组织力量
在民主革命征途上闯荡南北
他机智果敢斗顽敌
设计巧妙策略，粉碎分裂图谋
调动集体力量，抗击政治压迫
在抗日救亡战线上顽强斗争
本期“同济英烈”
我们共同缅怀革命先烈詹大权
感悟这位革命斗士的赤诚报国心
英魂记忆：
詹大权（1900～1943）
詹大权（1900～1943），湖北蕲春人。1917年初考入同济医工学堂德文科，后升入医科。在校期间，积极参加进步学生运动，1925年冬由恽代英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在反“誓约书”斗争中被学校当局开除，后转学至广东大学。自1927年起，先后赴湖北、沈阳从事农民和工人运动，曾任湖北省农会特派员、中共蕲春特别支部书记、中共顺直省委秘书长、中共天津市委宣传部长、中共满洲省委执委、秘书长等职。全面抗战期间，先后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大别山战区罗田县抗日民众动员委员会、安徽省动员委员会任职。1943年11月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后惨遭活埋，时年43岁。
一、深受革命思想熏陶
詹大权，乳名闰生、运生，字汝恭、握存。1900年出生于湖北省蕲春县田桥乡詹家山的一个地主家庭。詹大权在兄弟八人中年龄最小，其二兄大悲、七兄大星均为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爱国进步知识分子。两位兄长背叛封建地主阶级、从事民主革命活动的行为对詹大权的成长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六岁时，詹大权进入父亲詹竹亭（秀才）开设的私塾；年龄稍长后转到由本县名士陈卓溪及陈筱丹任教、位于檀林河的经馆就读。詹大权天资聪颖且记忆力极强，读过的书基本过目不忘。一次，他向同村詹锦从借阅《封神榜》，仅用两天时间就看完了。还书时，詹锦从让他背诵书中的部分段落，他竟能一句不漏一字不错地背诵出来。旁人知晓此事后大为惊奇，其老师陈筱丹就曾对其父亲说：“令郎如此天资过人，又勤奋好学，少年立志，实为我所授诸弟子中不可多得的佼佼者。”
詹大权少年时期就热爱劳动，同情贫苦农民。他的长兄詹大慈曾在何家铺开了一座炉坊（属铸造业）。后来，詹大权得知詹大慈以多种方式剥削工人，便与七兄詹大星一起去找詹大慈评理；当他们发现詹大慈正在何家铺街上的一家小店中饮酒时，两人火冒三丈，拿起酒具就往詹大慈的头上砸去。最终，詹大慈停止了炉坊的业务。因家境殷实，家人雇了挑夫帮外出上学的詹大权挑行李；途中，他和挑夫同桌进餐，从不嫌弃；遇到翻山越岭，他也会出手相助；有时他还会付给挑夫双倍报酬。他常说：穷人吃不饱，穿不暖，到什么时候才能过上好日子啊！
詹大权的二兄詹大悲是辛亥革命元老、国民党左派。1909～1911年，在担任汉口《商务日报》《大江报》主笔期间，詹大悲经常撰写针砭时弊的文章，积极为革命造势。辛亥革命后，詹大权跟随詹大悲到武汉等地就读，亲眼目睹了革命党人虽屡遭劫难但仍前仆后继的场景，也深深地感受到了詹大悲对革命事业的坚定态度，思想受到很大冲击，不由得对革命党人和革命事业产生了敬仰之情。
自1913年起，詹大权先后在武汉墨伦书院、上海复旦公学就读。在二兄詹大悲的影响下，进入中学后他便开始阅读进步书刊。1917年2月，在复旦公学仅读了一个学期的詹大权考入同济医工学堂德文科。完成德文科学业后，詹大权顺利升入同济医科继续学习。
图：同济医工专门学校德文科学生名册
二、致力爱国学生运动
同济大学是一所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高等学府。在1919年的“五四”爱国学生运动中，同济学生会组织广大学生积极参加声援活动，与其他高校一道掀起了上海的反帝反封建浪潮。此后，在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领导和推动下，国民革命再次风起云涌，此前因学校当局限制而一度停顿的同济学生运动也得到了逐步恢复和发展。
在校就读期间，詹大权不仅努力学习，还经常与一些志同道合的同学、同乡一起议论国家大事，畅谈人生理想，探索革命真理。1924年1月，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此后不久，詹大权和部分同学一起加入了中国国民党。他们每周利用一个晚上集体学习和讨论国共两党发表的一些重要文告及报刊上登载的重要文章，批判国家主义派、西山会议派及黄埔军校右派组织孙文主义学会所散布的谬论。为了扩大革命影响、团结广大同学，詹大权还参与了同济大学学生会的重建工作。1925年5月4日，同济大学学生会正式恢复，詹大权也当选为学生会委员。
在1925年的“五卅”运动中，詹大权积极参加反帝示威游行和“三罢”（罢工、罢市、罢课）斗争。为支援罢工斗争，他还与侄子詹亚新一起回到湖北蕲春，为上海失业工人募集了三百余银元。通过参加学生运动，詹大权与共青团中央负责学运工作的恽代英建立了密切联系，并深受其信任。经过学生运动的锻炼和党组织的考查，1925年冬，恽代英介绍詹大权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五卅”运动推动了革命形势不断发展，也震动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等反动势力。1926年北京发生“三·一八”惨案后，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宴请市警察、商业、教育等各界要人，商议采取切实措施，合力打压革命运动。同济大学校长阮尚介也应邀参加宴会。3月30日，学校便张贴布告，攻击和诋毁“五四”“五卅”运动，并要求每位学生以签署“誓约书”的形式保证今后不参加政治运动，否则学校将“即令退学”。
学校当局的命令立即在广大学生中引起公愤，詹大权等学生会干部纷纷拒绝在“誓约书”上签字。为此，学校当局恼羞成怒，勾结吴淞警察局、炮台湾陆军第三营等出动军警，企图以武力胁迫学生就范。4月20日，学校当局宣布开除包括詹大权、何同泽、吴鼎等在内的20名学生会干部和班级骨干。此举再度遭到广大学生的强烈反对，并最终引发了学潮。
4月25日，学校学生会在《申报》上发表宣言，并将学校当局开除学生的通告和反对“誓约书”的380名学生签名一同刊出，以揭露事件的真相。阮尚介见被开除学生不肯离校，便再次勾结淞沪警察厅，准备于26日傍晚安排军警逮捕被开除学生。得知消息后，詹大权、何同泽等在同学们的掩护下从学校后门撤离学校。
在反“誓约书”斗争中，全国学生总会及上海、北京、苏州、广东等地的学联或大中学校、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救难会以及国民党江苏省党部、上海特别市党部等纷纷声援同济学生，或谴责学校当局“通缉学生”“摧残爱国运动”的行为，或派代表慰问，从道义和经济上支持被迫害学生。
4月27日，国民党上海市执行部致电广州国民党中央，报告同济爱国学潮情况。国民党中央很快复电，赞扬了同济学生的革命精神，并欢迎被开除的学生赴广州继续学习或工作。广东大学（今中山大学）也发电报给学校学生会，对学生们的行为表示“极为赞佩。如来广州，可开特别班，并给予特殊照顾。”于是，詹大权、陈必贶、陈宝聪、孙鸿荣等同济学生于五、六月间分三批乘“醒狮”号货轮离沪赴穗。到达广州后，詹大权被安排进入广东大学医学院学习。其间，他经常与恽代英、陈延年等共产党人一起议论国家大事，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图：《国立同济大学概览（1934）》中的“中途离校同学录”
三、转战南北投身革命
1927年，根据党组织的指示，詹大权来到武汉的国民党汉口特别市党部从事组织工作。其间，他多次到孝感等地考察农民运动，帮助基层干部出主意、想办法，为他们排忧解难。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以湖北省农会特派员身份回到蕲春担任县农会委员长的詹大权七兄詹大星在蕲州至武汉的轮船上被叛军夏斗寅部拦截，后被杀害在江边。詹大权得知后悲痛万分。
蕲春原本是湖北省农民运动“搞得较好”的20个“重要县份”之一。后因政局突变，叛军和土匪的活动开始猖獗，当地局面也变得复杂起来。7月4日，詹大权随中共中央委员项英率省警卫团100余人奔赴蕲春开展党政军整顿工作，并接任中共蕲春特别支部书记。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经过全面整顿，当地的农民运动迅速有了起色。
汪精卫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蕲春豪绅勾结反动民团发动了疯狂反扑，并大肆捕杀革命党人。根据湖北省委的紧急指示，中共蕲春特别支部立即部署全县党组织转入地下，詹大权也匿居至蕲州的张新元（中共地下党员）家中。后因叛徒告密，詹大权不得不离开蕲州并出走日本。同年12月，詹大权的二兄詹大悲与李汉俊一道被桂系军阀胡宗铎在汉口杀害。又一位兄长的牺牲使詹大权的革命意志更加坚定。
1928年春，詹大权从日本回到上海。此后，他先被中共中央派往沈阳从事工人运动，后又被派往天津任中共顺直省委（驻天津）秘书长。1928年底，周恩来以中共中央特派员身份到天津召开市委扩大会议，传达中共六大会议精神，部署整顿党的组织等工作。根据党组织的安排，詹大权参与了这次会议的准备和安全保密工作，并聆听了多个重要报告。由于任务完成出色，他还受到了中共中央的口头表彰。
当时的天津是国民党河北省省会，其特务机关已在四处搜捕共产党人。1929年6月，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傅茂功（彭真）、组织部长金城（靳子涛）、已任市委宣传部长的詹大权等先后被捕，并与百余名“政治犯”一起被关押在河北省第三监狱。虽然在狱中屡遭严刑拷打，但詹大权严守党的秘密，守口如瓶，致使敌人始终无法掌握他的真实身份。詹太权还利用“放风”等机会与傅茂功、金城等秘密串联，并在狱中成立了党的秘密支部，领导“政治犯”开展绝食斗争。后经地下党组织多方营救，詹大权等终于被释放出狱。
1930年冬至1932年，詹大权分别担任中共满洲省委执委和秘书长。1933年，詹大权被党组织派往上海，在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工作。不久，他被国民党上海卫戎部队逮捕，后经二兄詹大悲的好友、辛亥革命元老潘怡如营救，方得以由侄婿魏以新具保释放。由于连续遭受牢狱之灾，詹大权的身体已颇为虚弱，党组织便安排他到郊区吴淞休养。
在吴淞期间，詹大权以从事德文翻译作掩护，继续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并利用闲暇时间翻译了康德的《歌德与席勒通信集》、叔本华的《意志自由论》和其他中、短篇外国名著。为了编印出版，同时又不暴露真实姓名，他便在向商务印书馆交稿时给自己起了一个谐音笔名:张本权。①
詹大权坚持学习党的理论，并坚持理论与实践、认识论与方法论的统一。有一次，在与同乡、中共党员何定华讨论歌德的名著时，何定华对歌德在《浮士德》中的名言“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则常青”表示了赞赏。詹大权则摇着头说，“列宁说过，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决不能把理论片面地说成是灰色的东西。”“毛泽东指出，要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他坚信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一定会变为现实，共产主义将超过有史以来的任何一个社会。他将范仲淹名言中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与当时的工作实际相结合，认为“要发动群众抗日救亡，就要关心群众的生活与切身利益。意识莫高于爱民，行为莫高于乐民，是为公仆之本性。”
图：詹大权（笔名张本权）翻译的《意志自由论》
四、机智果敢勇斗顽敌
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日本侵略军占领上海。根据党的指示，詹大权来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在董必武同志的领导下开展工作。在史迁（化名史益吾，当时在平汉铁路总局工作）的掩护下，他曾先后将大批青年学生和干部送往延安求学或到敌占区工作。同年秋天，董必武派詹大权赴洛阳协助方天逸（何定华）做国民党上层的统战和情报工作。其间，詹大权还曾赴山西临汾与八路军总部建立了联系。1938年1月，因河南形势危急，何定华被调回延安，詹大权也回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在武汉，他克服重重困难，为位于黄安七里坪的抗日救亡训练班输送了不少进步青年学生，其中包括自己的长子詹申曙、侄子詹亚新等。经过训练后，这批青年学生后来大多成为我党或军队的优秀干部。
1938年春末，詹大权奉命到大别山战区任罗田县抗日民众动员委员会（简称“动委会”）指导员。不久后，他又被调到立煌县（今金寨县，抗战期间安徽省政府所在地）担任安徽省“动委会”民运科长、干部训练处副主任及训练班主任。当时参加训练的不少知识青年一方面对国民党的消极抗日表示不满，一方面拥护我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敬佩英勇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希望能够为抗战作出贡献。来到干部训练处工作后，詹大权积极向这些知识青年宣传我党的抗日救国路线、方针、政策，经过党员同志们艰苦、细致地争取和教育工作，不少青年在干部训练处学习期间或结业后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在各地党组织的领导下，他们利用公开的合法身份掩护我党的领导干部，并逐渐成长为战区群众工作的骨干力量。
1939年2月，中共鄂豫皖边区党委成立，中共安徽省工委同时撤消。詹大权、何伟（化名霍恒德）、麦世法、史迁等与中共鄂豫皖边区党委民运部长张劲夫密切配合，利用国共合作的背景和蒋介石与桂系之间的矛盾，在国民党第五战区的中心立煌县顺利开展了以抗日为宗旨的农民和青年运动及其他相关工作。为了开展工作，詹大权经常活动于鄂豫皖边区的天长、六合、寿县、六安、霍山、全椒、桐城、潜山、英山、罗田、蕲春、商城、固始等地区，组织发动群众，宣传抗日救亡，使党组织得到迅速恢复、发展和壮大。
詹大权还经常披星戴月地往返于四十里外的余家湾新四军驻皖办事处和鄂豫皖边区党委机关，向党组织汇报情况、请示工作。他认真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善于利用公开身份及场合与国民党人员周旋，巧妙地宣传抗战形势和我党的方针、政策，积极争取和团结社会力量尤其是党外民主人士，促进国共合作，瓦解顽固派的分裂阴谋，使越来越多的爱国民主人士和进步文化工作者团结在我们党的周围，推动了鄂豫皖边区抗日民主运动的顺利开展。
这一时期，国民党安徽省政府曾耍弄两面派手法，表面上承认新四军建制，但实际上非但不按时发放军饷，还企图消灭这支抗日武装力量。当时新四军已有两个多月未得到经费，干部、战士的生活已难以维持。驻庐江东汤池的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曾多次发电报、写信，并派人到相距两百多里的安徽省政府催款，但省政府均以财政困难为借口一再拖延。在此情况下，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不得不亲自来到立煌县与安徽省主席廖磊谈判。为促成谈判，詹大权与在安徽省财政厅任会计师的中共党员李人俊商议，并由李人俊出面说明省财政收入足以支付所欠的新四军经费；如不尽快解决欠款问题，就有破坏国共合作抗日大局之嫌。廖磊在事实面前理屈词穷，被迫答应按月如数拨给新四军经费三万元。
1939年秋，国民党顽固派掀起反共高潮。当年底，华中地区不断发生国民党顽固派杀害我军后方工作人员的惨案，大别山地区党组织奉命转入秘密状态。与此同时，国民党顽固派下令停止安徽“动委会”的一切活动，并计划安排“动委会”所有工作人员参加集训。由于省、县“动委会”及各工作团的负责人绝大部分为中共党员，如果去参加所谓的“集训”，不仅会对党的工作造成不利影响，而且他们本人也将面临生命危险。于是，詹大权等发动各县“动委会”和群众团体召开会议，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抗议，并表示坚决拥护国共合作，坚持团结抗日。面对强烈的反对和抗议声，已在政治上陷入被动的国民党安徽省政府只得暂缓组织集训。
自1940年起，立煌县的政治环境更加恶化，许多共产党员被捕，党组织也遭到严重破坏。为了继续开展党的工作，詹大权利用其在安徽省农民银行负责农贷工作的公开身份和有利条件隐蔽下来，深入鄂豫皖边区广大农村，秘密地与地下党组织保持联系，相机开展工作。其间的一段时间里，他住在塔子河（今属金寨县燕子河镇）农舍，一有空便到周围农舍走访，与农民促膝谈心。他还热爱学习，也更爱惜书籍。1941年日军入侵立煌时曾将他的数间茅屋付之一炬，他唯独对珍藏多年的德文原版书籍同时被毁而感到十分痛惜。
这一时期，詹大权还从事了党的地下情报工作，曾多次秘密接收由安徽“动委会”干部训练处中校政治教官麦世法从国民党内部收集的情报，并设法及时转送至中共皖东省委，保护了党的组织和革命队伍。此外，他还利用各种社会关系筹集物资，支援根据地建设。
1943年8月，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品仙召开会议，宣布成立剿共临时指挥部，并制定了剿共计划。麦世法参加会议并负责会议记录。会后，麦世法派交通员将会议内容送往新四军驻地，不料被中途截获。两天之内，麦世法、史迁、刘笃安等先后被捕，正在岳西、潜山视察工作的詹大权也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并押回立煌县，与麦世法等一同囚于古碑冲张家垸的桂系第二十一集团军总政治部。11月19 日，詹大权与麦世法、史迁、刘笃安等14人被活埋于金寨县响山寺旁，壮烈牺牲。
新中国成立后，詹大权夫人田杏梅给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董必武写信，报告了詹大权的牺牲经过。董老委托秘书回信，赞扬了詹大权为党的事业所作的贡献，并对他的不幸牺牲表示了惋惜。董老还通知有关民政部门，要求按照烈属待遇安排好田杏梅的生活及其子女的学习和工作。②1986年5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向詹大权烈士遗属颁发了“革命烈士证明书”。
图：民政部向詹大权烈士遗属颁发的“革命烈士证明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