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到了党组织，百川终归大海”
这是王顺芳坚定跟着党走的决心和信仰
他声张正义，抗击压迫
参加爱国学运，指导工人运动，团结贫苦大众
努力维护人民利益，誓志追求民族解放
成为探寻真理的革命战士
他投身抗日，不懈斗争
宣传党的政策，吸纳进步力量，击退敌伪扫荡
不断壮大武装队伍，坚决捍卫国家主权
成为地方抗战的中流砥柱
他深入虎穴，智斗顽敌
搜集敌后情报，争取中间力量，筹集抗战物资
积极配合对敌斗争，有力支援前线作战
成为智勇兼备的赤胆英雄
本期“同济英烈”
让我们缅怀革命先烈王顺芳
感悟这位抗日勇士的报国之心
音频：
王顺芳（1911～1945）
江苏上海县人，中共党员。1925年考入同济大学机师科。因参加反“誓约书”斗争，1926年春离校转学至广东大学。1927年8月奉组织派遣离穗返沪，并考入同济大学德文补习科。1934年因叛徒出卖而被捕入狱。1937年出狱后在浦东从事游击斗争。1942年，受党组织派遣，担任中共姚保敌工委书记，并以余姚地区保安团副团长身份为掩护，配合根据地的对敌斗争。1945年5月1日，在参加策划起义的会议途中被捕，随即遭反动派杀害，时年34岁。
01
声张正义，抗击压迫
王顺芳，又名王三川、王培良，1911年2月24日出生于江苏省上海县（现上海市浦东新区）三林镇，在家中6名兄弟姐妹中排行第三。父亲王槐生是上海火车北站扳道工，母亲康氏在家操持家务。王顺芳幼时活泼开朗，学习认真。1925年，在叔父王桂生的资助下，王顺芳考入同济大学机师科。
入学后，王顺芳与同班的进步同学陈元达私交很好，两人经常在一起学习功课、谈论国事。由于时常听到同学们谈论尹景伊反帝爱国、英勇牺牲的故事，王顺芳逐渐对尹景伊产生了敬仰之情。
1926年3月18日，北京发生了段祺瑞卖国政府疯狂镇压群众的“三·一八”血案。消息传来后，上海市各界市民三万余人举行集会，沉痛悼念死难同胞，严厉声讨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政府的血腥罪行。同济大学的许多学生也参加了集会和游行活动。为了应对形势，上海租界当局宴请上海市军、警、商界等头面人物和一些大学校长，密谋压制爱国运动，想方设法防止学生“造反”。
3月30日，学校当局在校内张贴布告，攻击“五四”以来的爱国运动“与重视学业之旨，大相违背”，并胁迫学生在保证今后不参加爱国运动的“警约书”上签名，顿时引发学生的强烈愤慨。在学生会的带领下，校园内掀起了一场反“誓约书”的斗争。王顺芳积极参加抵制学校当局的正义活动，当天就在反“誓约书”的宣言上签了名。
由于学校当局欲勾结军警抓捕学生，王顺芳和陈元达等部分同济学生不得不乘船赴广州，在广州国民政府的帮助下转学至广东大学（今中山大学）工科继续学业。在广东大学就读期间，王顺芳一边继续努力学习功课，一边积极参加革命活动。
图：《国立同济大学概览》（1934）中的“中途离校同学录”
1927年4月，蒋介石叛变革命，先后在上海、广州策划了“四·一二”和“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大肆抓捕共产党员和工人积极分子。随后，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已成为共产党员的王顺芳和陈元达离开广州返回上海。8月，他们同时考入同济大学德文补习科；9月，殷夫也在该科第二次招生时被录取。拥有共同革命理想的王顺芳、陈元达和殷夫从此成为挚友。
1928年8月，殷夫被捕入狱，王顺芳和陈元达也因遭追捕而被迫离校。10月，殷夫被保释出狱回乡后，王顺芳、陈元达先后转移到殷夫的家乡浙江象山，一起在象山县立女子小学任代课教师。任教期间，已化名王涅夫的王顺芳与殷夫、陈元达经常在一起分析时局，研究对策。为了在学生中开展进步思想的宣传和教育并唤起民众，他们三人还一起指导学生排演了《逼债》《小小画家》等剧目，揭露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和寄生虫式的腐朽生活，鞭挞陈腐的封建等级观念，宣传职业无高低贵贱之分的平等思想。这些剧目在象山城内公演时，百姓们争先恐后前来观看，起到了良好的宣传效果。
1929年春，王顺芳和陈元达、殷夫相继回到上海，并在江湾、闸北一带从事工人运动。1930年，王顺芳进入上海英商电车公司当售票员。因热心维护广大职工的利益，他被推举为职工代表，与英国资本家展开了面对面的斗争。为此，公司当局怀恨在心，勾结巡捕房欲抓捕王顺芳。党组织获悉后，及时安排王顺芳转移到了他处。
1931年，殷夫、陈元达先后被捕并遭杀害后，王顺芳的内心既充满了悲痛，也更加坚定了为民族存亡斗争到底的意志和信念。
02
投身抗日，不懈斗争
1934年，在上海铁路局沪宁线一带从事革命活动的王顺芳因叛徒出卖而被捕，被关押在国民党政府南京军人监狱。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要求释放政治犯的强烈呼声中，王顺芳和众多革命志士才被释放出狱。获释后的王顺芳顾不上已饱受摧残的身体健康，一心只想尽快联系上党组织，回归革命队伍行列。
1938年1月，根据党组织指示，王顺芳来到上海难民所工作。同时，为了工作需要，他更名为王三川，寓意“找到了党组织，百川终归大海”。
1938年初，中共浦东工作委员会（简称“浦东工委”）成立。此后，浦东工委联合南汇四团仓地区的进步人士连柏生（后于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筹建地方抗日武装，并通过国民党南汇县保卫团的上层关系建立了20余人的保卫团第四中队（简称“保卫四中”）。受浦东工委委派，王义生、王顺芳担任保卫四中的政训员。其间，王顺芳以南汇县泰日桥小学教师的身份为掩护，与王义生一起组织队员学习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论新阶段》等进步书刊，帮助队员提高思想政治觉悟。他们还积极吸纳上海的工人、学生加入队伍，不断壮大抗日武装力量。同年冬天，王顺芳还和张大鹏等一起组织了抗日救亡宣传团，向当地群众宣传抗日救亡的重要意义和党的方针政策，教唱抗日歌曲，以增强广大群众抗战到底、夺取最后胜利的信心和决心。
1939年5月，保卫四中已发展到200余人，活动范围也扩大到整个南汇县。1939年6月，浦东工委决定在保卫四中的基础上扩编成立南汇县抗日自卫总团第二大队（简称“抗卫二大”），下辖二个中队，王顺芳任第二大队第一中队政训员。1940年2月5日，日伪军纠集二千多兵力对驻扎在南汇县长沟乡（今属祝桥镇）一带的抗卫二大进行“大扫荡”。由于事前获得情报、部队已作周密布置，抗卫二大成功击退了敌人的进攻，保存了有生力量。
击退敌人的“大扫荡”后，为了适应形势的需要，浦东工委决定将一中队、二中队合并组成精干武装，并抽调数十人加入江南抗日义勇军教导队，同时抽调一批党员打入伪军，从事策反工作。根据党组织安排，王顺芳以下草屋小学教师的身份为掩护，深入农村地区开展群众工作。
1940年10月，在中共淞沪中心县委的领导下，浦东工委利用统战关系取得了国民党“淞沪游击队第五支队”的番号，遂以南汇抗卫二大为基础成立了淞沪游击队第五支队（简称“淞沪五支队”），下辖一大队、四大队。同年11月，王顺芳被任命为五支队四大队（简称“五支四大”）特派员。
1941年4月，经内线张宝才引路，王顺芳和代理大队长林达（原名林有璋）率领“五支四大”联合“常备三中”夜袭了驻川沙县青墩镇的上海市武装警察据点，通过武装进攻和宣传攻势，共俘敌30余人，缴获步枪、手枪29支。此后，“淞沪五支队”以“常备三中”为基础扩编成立了“淞沪五支队第三大队”，王顺芳任大队长。
1941年5、6月间，日军攻陷了浙东大部分地区。针对形势的变化，中共中央华东局要求路南特委（由淞沪中心县委扩大而成，其活动范围在沪宁、沪杭铁路至杭州湾之间）抓住敌人在浙东地区尚未站稳脚跟的有利时机，尽快开辟浙东敌后游击区。随后，路南特委将浦东的革命武装逐步转移到了浙东敌后。王顺芳亦随部队转移到了浙东，并受组织派遣赴镇海从事策反工作。
03
深入虎穴，智斗顽敌
1942年7月，中共浙东区委成立。根据对敌伪斗争的方针、政策和与日伪、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斗争的形势需要，为了组织人员打入敌伪内部开展分化、瓦解、宣传和情报搜集工作，配合根据地的正面对敌斗争，浙东区委成立了浙东敌伪军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浙东敌工委”）。当时，浙东游击区所属各部与敌伪军正处于对峙状态，而位于宁波与杭州之间的余姚又是联结四明山与三北两个根据地的枢纽，余姚的情报工作便成为浙东敌后的一项重点工作。于是，浙东敌工委决定从各地抽调部分机智果敢的地下党员打入余姚敌伪阵营内部，开展情报搜集工作。在组织的安排下，王顺芳化名王培良（代号SX）来到余姚，开始从事敌后情报工作。
当时的余姚保安团长张妙根与县长劳乃心有很深的矛盾。劳乃心是一个铁杆汉奸，早年留学日本期间曾是冈村宁次（日寇侵华总司令）的同学。回国后，他与封建帮会势力勾结，仰仗与日寇的关系作恶多端，曾多次破坏革命组织，枪杀、活埋革命同志和群众。老百姓都对他恨之入骨，当地民谣流传道：“天上有颗扫帚星，地上有个劳乃心。”而张妙根为了扩张自己的实力，有整编部队的打算，却苦于缺少助手。在胞弟王联芳的推荐下，王顺芳结识了张妙根。由于彼此为上海南汇三林塘同乡，张妙根又将王顺芳推荐给了余姚地区的日本特务机关长稻垣。为了实现“以华制华”策略，稻垣任命王顺芳为余姚保安团副团长。打入余姚保安团后，王顺芳逐步取得了张妙根的信任。
此后不久，中共地下党在余姚保安团内建立了由王顺芳任书记的姚保敌工委，负责搜集敌人情报，营救我方同志，筹集和运输物资，配合根据地的对敌斗争。由于王顺芳办事认真，待人和气，故深得余姚保安团下属官兵和余姚各界人士的拥戴。王顺芳还通过各种关系搞到数张通行证，使地下党的同志能够自由出入敌伪据点，为党组织开展工作带来了极大便利。王顺芳的住宅也成为党的秘密联络站，地下党的同志常以王顺芳亲戚的名义前来联系、收集日伪敌特机关的情报。因王顺芳与张妙根互为邻居，他便利用各种机会对张妙根晓以民族大义，启发、引导他参加抗日救亡。在王顺芳的巧妙安排下，浙东敌工委朱人俊书记和方晓同志先后于1943年和1944年两次与张妙根会面恳谈，积极争取他向革命队伍靠拢，配合革命力量的对敌斗争。
王顺芳，摄于1945年
由于余姚保安团内派系复杂，各派实力经常明争暗斗，王顺芳便巧妙地利用他们之间勾心斗角的矛盾关系，多次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1943年，驻余姚庵东的日伪中央税警团计划进驻临山一带，企图封锁出海口，切断我方海运交通。为此，劳乃心要求张妙根将余姚保安团移驻周巷、低塘等地，以便于日伪中央税警团驻防出海口。根据党的指示，王顺芳和张妙根带领余姚保安团抢占了泗门、临山、海口地要地，遏制了敌人的企图，保证了我方海运交通的畅通。
1943年冬，日伪中央税警团在长河市一带进行扫荡，我方三纵队大队长蔡葵在战斗中因腿部受重伤而被俘。在医院里，蔡葵抱定了牺牲的信念，拒绝敌人安排的治疗。党组织得悉后，从保存革命力量的角度出发，要求王顺芳设法派人说服蔡葵就医。于是，王顺芳安排了两名地下党员以探望其他病人为由进入医院，并避开蔡葵所在病房的专人把守潜入病房，向蔡葵传达了党组织的意见。根据党组织的指示，蔡葵接受了治疗，并在王顺芳和张妙根的掩护下于伤愈后成功逃离虎口，回归革命队伍。
为了继续开展武装斗争，浙东游击队迫切需要一批钢材制作军械。此时恰好有一批刚从杭甬铁路上拆下来的钢轨堆放在余姚码头，但却有日军重兵看守。为获取这批物资，在张妙根的配合下，王顺芳派人与看守钢轨的日兵一起畅饮并将其灌醉，随后乘机运走了钢轨，有力地支援了根据地的武装斗争。其间，王顺芳还不顾个人安危，帮助采办了游击队急需的药品、纸张等被敌伪限购的违禁品。
王顺芳的诸多举动引起了县长劳乃心的注意。1944年，乘日本特务机关长稻垣调走之机，劳乃心以省保安司令部及日本宪兵队的名义对余姚保安团进行了改编，并自任总团长，而张妙根、王顺芳则被安排为无实权的副职。为此，张妙根原打算以回沪探亲为名离开余姚，王顺芳则从革命工作需要出发，力劝张妙根打消回沪的念头，继续留在余姚配合斗争。
1945年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取得节节胜利。为了迎接中国抗日战争的曙光，姚保敌工委计划采取里应外合的方式歼灭顽敌。5月1日上午，王顺芳带着勤务员谢海忠按计划乘小船赶赴临山参加会议，准备研究余姚保安团起义事宜。不幸的是，当船只驶到太平桥时，遭到了劳乃心预设埋伏的便衣队的拦截。船只靠岸后，王顺芳、谢海忠当即被捕，并随即被推到附近一座庵后枪杀。牺牲时，王顺芳年仅34岁。
1950年8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授予王顺芳“革命烈士”称号。
图：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授予王顺芳烈士家属的证明书（王顺芳之侄王石明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