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胜利了，科学才能真正做到替人民服务！”
这是郑太朴一心革命、终身育才的崇高志向
钻研革命理论是他求索真理的方式
阅读进步书刊，提高认识觉悟
发表时政评论，修正理论观点
在思想交锋中探寻救国之道
推动国民革命是他坚持不懈的目标
参加北伐战争，拥护国共合作
筹备建立新党，推动国民革命
在实际行动中践行爱国信念
从事教育事业是他致力报国的途径
编译出版巨著，潜心教书育人
宣传进步思想，激励学生成长
在救国征程中培养新生力量
反对内战独裁是他救国护民的见证
加入民建总会，投身民主运动
参加反美游行，保护进步学生
在反蒋斗争中迎接民族解放
本期“同济英烈”
让我们缅怀革命先烈郑太朴
感悟这位民主战士的不朽精神
英魂济忆：
郑太朴（1901～1949），浙江平湖人。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赴德国留学。其间，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国国民党，后当选国民党旅欧总支执委。1926年回国后在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任职，曾任武昌中山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委、农民部秘书。1927年脱党，但从未停止革命活动。1928年参与筹建中华革命党（后更名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1930年被推选为中央干事会干事、组织委员会主任。1931年8月遭国民党当局逮捕，1932年经宋庆龄等保释出狱后担任同济大学数学教授。1939～1945年再度任教于同济大学，曾任教务长。解放战争时期，先后在交通大学、中华工商专科学校任教，并担任民主建国会中央常务理事、“大教联”干事等职，继续从事爱国民主运动。1949年1月，在接受中共中央邀请并绕道香港赴北平参加政协会议途中病逝，终年48岁。
一、不断求索真理探寻救国道路
郑太朴，原名松堂，字贤宗，祖籍浙江平湖，1901年出生于上海。父亲郑子渊曾赴日本习画，后以教私塾及作画维持生计。母亲陈氏知书识礼，贤慧善良。郑太朴3岁时即跟随母亲识字，后在父亲教诲下阅读《幼学琼林》“四书”“五经”等书籍；10岁开始学习英语，15岁便可阅读、翻译一些英文书籍；其间还自学了代数、几何等课程。他平时喜爱阅读文、史、哲书籍，尤其对老聃、庄周、陶渊明、谭嗣同、梁启超等人的著作和严复的译著情有独钟。他也是《新青年》杂志的忠实读者。
1918年，郑太朴进入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车务处任翻译。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郑太朴受到很大震动。因认为在工部局充当帝国主义的翻译是可耻的，他便断然辞去了所任职务。同年秋天，在经理张元济的邀请下，郑太朴来到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任职。其间，他不仅自学了德文，还广泛阅读各种进步书刊，学到了许多新思想、新知识。
“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思想开始在中国广泛传播，同时，改良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资产阶级反动思潮及无政府主义、修正主义等与工人运动有联系的错误思想也在社会上流传。为此，马克思主义者与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以及错误思想进行了多次交锋。此时的郑太朴一方面不满现实，反对强权，在论战中对改良主义予以抨击；另一方面，由于对马克思主义仍缺乏全面理解，也深受无政府主义等小资产阶级思潮的影响。
1920年8月3日，郑太朴在《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发表《文凭与毕业》一文，指出：“社会是有机体，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非根本改革断然不行。渐渐修正改良，只好算是‘补衲’‘敷衍’，决不能说是改革。”此文客观上批判了胡适的“一点一滴”改良主义主张。他认为，“我们中国现在要急求振兴产业”，“改造全民族底（的）物质生活”，“最好采取带有革新运动的性质底（的）协作事业为兴办方法”，以“提高人民底（的）自治力，为实现无政府社会之预备。”
1921年春，他在《自由》杂志上发表《无政府主义与中国》一文，进一步阐述实行无政府主义以拯救中国的主张。5月1日，陈独秀在《新青年》第9卷第1号《随感录》中对“中国式的无政府主义”提出了批评。5月10日，施存统在《觉悟》副刊发表《经济组织与自由平等》一文，对郑太朴《无政府主义与中国》中的论点提出了批评，并写道：“我相信你是一个真正改造社会的朋友，所以很希望你为社会努力。”5月18日，郑太朴在《觉悟》发表了《太朴答存统的信》，指出：“我是中国式的无政府主义者”，“我不相信某人底（的）主义、某人底（的）学说、某种政治组织，可生吞活剥地吃下去”；“我们意见虽有不同之处，但都是为社会，不是为私人利害”，“因此，我很希望你底（的）指教。”《民国日报》对此次论战给予了关注，该报主编邵力子还在附言中写道：“太朴和存统底（的）态度都是非常好的。”
6月27日，郑太朴在《觉悟》发表《质陈独秀先生》一文，表示陈独秀“未免有些断章取义，但也希望先生有以教我，并希望大家共同讨论这件重要的事。”7月15日，施存统在《觉悟》发表了《一封答复中国式无政府主义者的信》，请郑太朴详细阐明中国式无政府主义的具体内容，并解答11个疑问。17日，郑太朴在《觉悟》发表《论中国式安那其主义答复亮》一文，表示“中国式的无政府主义，自然不能无经济组织，但这种组织，我敢说一定也是‘中国式’的，至于详细办法，我只好无以对”，“你说空洞，我亦承认”。由此可见，郑太朴在论战中受到了触动，并开始对受无政府主义思潮影响的某些观点进行反思和修正。
在不断的学习和讨论中，郑太朴对马克思主义思想和中国共产党的认识有了进一步提高。1922年1月，湖南军阀赵恒饧杀害了曾深受无政府主义思潮影响、后转变为信仰马克思主义并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黄爱、庞人铨等二位爱国民主人士。2月12日，郑太朴在《觉悟》发表《谈死》一文，对军阀的残暴表示了极大愤慨，对烈士的坚贞表示了由衷的敬佩，盛赞“他们终算合于死底（的）真正意义了。”其间，适逢苏联诗人、童话作家爱罗先珂（1899～1952）在中国讲学。爱罗先珂的观点虽然流露出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但也揭露和讽刺了资本主义制度。于是，郑太朴便将他在志民学校筹款义演大会上的讲话稿译成中文，并以《爱罗先珂口中的富人》为题在2月13日出版的《觉悟》上予以发表。
1922年5月5日，为纪念马克思诞辰104周年，刚成立不久的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组织了一场由张秋人担任主持的纪念会，郑太朴、陈望道、沈雁冰等分别发表了演说。此后不久，郑太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二、钻研革命理论拥护国共合作
1922年秋，经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提名，郑太朴被派往德国留学。到德国后不久，郑太朴便翻译了英国麦开柏的《进化》（从星云到人类），并交由国内新时代丛书社出版。之后，他还陆续翻译了《数学全书》第一册《算术》、第二册《代数》、第三册《解析几何》（均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并编写了百科小丛书《近代物理学一瞥》。1923年，郑太朴来到德国中部仅有4万人口的小城市哥廷根，进入哥廷根大学学习数学。为了节省费用，他寄住在城郊特格来尔家一间农舍的阁楼上，而楼下就是饲养牛羊的场所，生活条件相当艰苦。
当时的德国社会正处于严重动荡之中，同时，社会主义思潮也在广泛传播。同属于中共旅德支部的郑太朴及朱德、孙炳文、房师亮、高语罕、邢西萍（徐冰）、阚尊民（刘鼎）等人除了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梅林的《唯物史观》、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等著作作为必读书籍外，还在组织生活中学习中国共产党机关刊物《向导》周报及共产国际刊物《国际通讯》上登载的有关重要文章，并将“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有什么区别？”“社会主义制度的具体内容是什么？”“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什么？”等问题作为集体讨论的内容，共同分析国际形势、各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及与中国革命的关系，从而开阔了眼界，提高了理论水平。
图：青年时期的郑太朴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孙中山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并推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中共党员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以个人名义加入中国国民党的建议，宣布实行国共合作。随后，在中共旅欧支部的推动下，国民党驻欧组织进行了改组和整顿，郑太朴也根据党组织安排以个人名义加入中国国民党，积极宣传和拥护中国的国民革命，并参加了反对国家主义派及国民党右派破坏国共合作的斗争。这一年，郑太朴还参加了朱德等人领导的对哥廷根留学生会的改组和华商夜校的筹设，并在爱罗先珂访问德国期间与高语罕一道陪同其走访了莱比锡盲人图书馆。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中华大地举国哀悼。在德国的国共两党组织联合举行了隆重的追悼活动。在柏林的中国留学生和爱国华侨也举行了大型追悼会，并于会后举行了由邓演达、朱德为领队的华人大游行。身居哥廷根的郑太朴特地赶到柏林参加了这场规模空前的政治活动。
5月30日，上海发生了英国巡捕血腥镇压示威学生的“五卅”惨案。广大留德学生闻讯后表示了极大愤慨。朱德在党内生活中提出“应放下一切工作，全力以赴地投入这一活动”后，郑太朴立刻加入到斗争行列，协助留德学生会组织学生包围并冲入中国驻德公使馆，迫使公使魏宸组在抗议书上签了名。
8月16日，中国国民党驻欧总支部在巴黎召开第四次全体大会，郑太朴、陈齐等7人当选为总支执行委员，邓希贤（邓小平）等3人当选为监察委员。
三、参加北伐战争推动国民革命
1926年7月，北伐军在“打倒列强，除军阀”的雄壮口号声中正式出征。10月，北伐军攻克武昌后，时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将工作重点转向农民运动。从欧洲回国不久的郑太朴也来到总政治部工作，并担任武昌中山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委。1927年3月国民党召开二届三中全会后，邓演达兼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部长，郑太朴担任了农民部秘书，协助邓演达开展农民运动。
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时任中国共产党总书记陈独秀主张妥协和退让，不敢对反动派的进攻开展坚决的斗争，并处处迁就汪精卫。此后不久，汪精卫在武汉发动“七·—五”反革命政变，第一次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大革命宣告失败。为此，郑太朴不仅对蒋、汪背叛孙中山国共合作政策的行为深恶痛绝，也对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非常不满。在极度困惑之下，郑太朴脱离了中国共产党。之后，他来到同济大学担任德文补习科及附设中学的数学教员。
11月初，宋庆龄与邓演达、陈友仁在莫斯科发表《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即《莫斯科宣言》），斥责蒋介石、汪精卫背叛革命的罪行，指出他们虽然打着中国国民党和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旗号，实际上已是“旧势力之化身，军阀之工具，民众之仇敌。”“要成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继续与新旧军阀作斗争，实现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
《莫斯科宣言》发表后，郑太朴与谭平山、章伯钧、季方等人给予了积极响应。谭平山认为，国民党的名声已被玷污，应该仿效孙中山在民国二年“毁党造党”的做法，成立中华革命党，恢复革命运动。他的意见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1927年底，一批国民党左派人士和部分失去组织联系的共产党人陆续云集上海，准备筹建新党。1928年春，谭平山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华革命党成立大会，决定党的主要工作是研究中国革命理论，恢复国民党左派组织，联络反蒋军队，开展反蒋活动；推选邓演达、谭平山、章伯钧、郑太朴、朱蕴山、季方、邓初民、张申府等为中央领导机构成员，由邓演达总负责（邓回国前暂由谭平山负责）。
6月，谭平山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华革命党各地负责人会议，并通过了《中华革命党宣言》。《宣言》指出：中国现阶段的革命是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和反对封建主义的土地革命，革命的前途是“超资本主义的”。中华革命党是劳动平民阶级的政党，是农民阶级的政党，是一切被压迫民众的政党，也是领导中国革命的政党。中华革命党的理论基础是“劳动平民阶级的三民主义”。
中华革命党的成立立刻遭到了国内反动派的激烈反对。蒋介石叫嚣“必尽全力以芟除之，决不任其危害社会之生活，民族之生存，国民之生计，群众之生命。”汪精卫集团则指责中华革命党“以本党（即国民党）的躯壳贮共产党的灵魂”，是“共产党的末枝”。他们声称要“根本反对第三党之存在”，“批评其与本党不相容之主张”，并“诱善其觉悟的分子”。
8月，借爱国僧人太虚法师邀请郑太朴作为翻译陪同出访欧美之机，谭平山委托郑太朴向在德国的邓演达汇报已在国内建立新党的情况，并请邓演达早日回国主持工作。太虚法师一行于8月31日离沪，途经西贡、新加坡、埃及等地，先后在法、英、比、德、美等国讲学，并于1929年4月19日返回上海。到达德国后，郑太朴向邓演达详细汇报了建立中华革命党的情况，并转达了同志们盼望他早日回国主持政党、领导革命的愿望。邓演达表示，革命的责任不容卸责，会尽快择机返回国内与同志们共同奋斗。在柏林期问，郑太朴还曾与万灿、詹显哲、谢树英等人一同共商救国大计。
1930年5月，邓演达从海外秘密回到上海，并主动联系中国共产党商谈联合反蒋事宜。但因受当时中共中央“左”倾关门主义思想的影响，邓演达的倡议遭到拒绝。遭受挫折后，邓演达便与季方、郑太朴等人继续推动新党建设工作。在党的名称问题上，邓演达认为，“国民革命的任务尚未完成，孙中山先生的主张毫未实现，当务之急的反蒋运动，需要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举起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这面旗帜，有利于团结“受过国民革命思想的熏陶”和“不满于蒋介石统治”的人。邓演达的意见获得了大多数同志的赞同，中华革命党因此更名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史称第三党，今中国农工民主党前身）。经过邓演达、郑太朴等几个月的努力，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陆续在全国的11省3市建立了地方组织。
图：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第一次全国干部会议旧址
同年8月9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在上海萨坡赛路（今淡水路）召开第一次全国干部会议，章伯钧、季方、郑太朴、李世璋等原中华革命党中央领导机构部分成员及10个省市的代表出席会议。邓演达主持会议并宣读了《我们的信条》，明确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哲学观点是历史唯物主义”，“事业是继续孙中山的革命”，“任务是实现中国平民革命，解放全中国，向社会主义大道前进”，并“采取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会议一致通过了由邓演达起草的纲领性文件《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政治主张》，选举邓演达、黄琪翔、章伯钧、郑太朴、季方等30余人为中央干事会干事。在此后的中央干事会会议上，邓演达当选总干事，郑太朴、章伯钧、黄琪翔、季方、李世璋分别当选中央组织、宣传、训练（后改为军事）、财务、青年工作等委员会主任。
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中央机构建立以后，随即在上海、南京、北平等地组建了地方组织机构。郑太朴、罗任一等人组成了上海干事会领导机构。
四、潜心教育事业坚持反蒋斗争
1931年上半年，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开展的各项工作已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并因此引起国民党的警觉。为此，蒋介石委派王柏龄赴上海与淞沪警备司令熊式辉合谋铲除该组织，并悬赏30万元缉捕邓演达。
8月中旬，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在上海举办干部训练班，中央领导机构成员分别就政治、经济、党务、民运和土地问题等为干训班学员作专题报告。8月17日下午，邓演达出席干训班结业典礼并作政治报告。其间，因叛徒陈敬斋告密，大批国民党特务和公共租界巡捕冲入位于愚园路愚园坊20号的会场，邓演达等11人当即遭到逮捕。当天晚上，郑太朴也在麦根路（今康定东路）的寓所内被敌人逮捕。
8月21日，邓演达被单独押解到南京，并被关押在位于羊皮巷的军法司“优待室”内。9月15日，郑太朴和其他被捕人员也被押解至南京的军法司临时监狱。11月29日深夜，蒋介石的侍卫长王世和奉密令将邓演达残酷杀害于南京麒麟门外的沙子岗。1932年1月16日，在宋庆龄、冯玉祥等的斡旋下，已被判处死刑的郑太朴等12名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领导骨干获释出狱。
图：1939年的《国立同济大学发文簿》中聘任郑太朴为数学教授的发文记录
因留学回国后陆续出版了《从代数到微积》《平面解析几何》《科学概论》等著作和《几何及代数之基本》《数论尺规作图及周率》等译著，尤其是1931年翻译出版了牛顿巨著《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在业界早已拥有极高的声望和影响力，出狱后的郑太朴应时任同济大学校长赵士卿之邀来校担任数学教授，从事教学和写作工作。其间，郑太朴还参加了由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等发起成立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筹备会”，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
1934年初，郑太朴受聘担任商务印书馆编译，后迁居杭州，以西湖边的秋瑾烈士祠陶社为寓所，专心读书和著作。浙江省立医专校长闻讯后专程登门拜访，并聘请他兼任该校数理和德语教授。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后，郑太朴更加关注着时局的变化和民族的命运。他认为，“蒋介石居心不可测，抗战无诚意，表面虽和共产党合作，实际却要利用强敌的凶焰，摧毁共军的主力。幸而战胜，则共军损折殆尽，国军坐邀大功，等到相当时期，便以完整的国军，回戈剿共，事半而功倍，计出万全；不幸而败，则共军为罪魁祸首，藉词讨伐，师出有名。”
12月下旬，在日寇占领杭州前夕，郑太朴应军长叶挺的邀请来到位于江西南昌的新四军军部，不久后便赴云南澄江的中山大学任教。
1939年10月，郑太朴从澄江来到昆明，并再次在已迁至昆明的同济大学担任数学教授。在教学过程中，郑太朴采用由浅入深的启发式教学方式讲授课程内容，非常易于学生理解，故学生们很愿意听他上的课。他还经常和进步同学交谈，宣传进步思想，谴责蒋介石叛变革命、杀害邓演达等的罪恶行径。
1940年底同济大学由昆明迁入四川李庄、宜宾后，郑太朴被推举为教务长，并襄助校长周均时维持校务。他非常关心学生的学习和生活，经常与学生们促膝谈心，鼓励大家勤奋学习，为抗日救国和建设国家增长才干。其间，已40有余仍单身一人的郑太朴住在李庄麻柳坪一间阴暗潮湿的西向平房内，平时的穿着也是从旧货摊上买来的一件深灰色长衫和有补丁的长裤，生活十分清苦。
图：《同济大学概况》（1947年）中的1940年度“重要教职员姓名及履历表”
1942年2月，丁文渊接任同济大学校长。丁文渊为同济医科早期毕业生，曾赴德国留学和工作。执掌同济后，他宣扬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式自由”，忠实执行国民党的反动政策，大搞独断专行，严密监控师生言论，采取高压手段压制进步思想，漠不关心师生疾苦，还经常训斥、谩骂进步教师。为了表达对丁文渊言行的抗议，郑太朴愤然辞去了教务长之职。丁文渊遂将郑太朴视为“眼中钉”，两次迫令他离开同济大学。为此，工学院广大学生发起签名运动，坚持挽留这位学识渊博、德高望重、深受广大师生敬重的教授。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郑太朴与20多位教授于1943年下半年联名上书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强烈要求撤换校长。1944年7月，丁文渊在各方声讨中及压力下被迫辞职。
图：郑太朴在《出版周刊》第239号上发表的译作“数学上的矛盾故事两则”
五、反对内战独裁期望“叶落归根”
1944年8月，郑太朴离开同济大学，来到由上海迁至重庆九龙坡的交通大学任数学教授。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郑太朴随交大师生于10月乘船离开重庆，并于11月底抵达上海。
1946年4月，中国民主建国会总会从重庆迁到上海。此后，郑太朴成为该会常务理事。在中国共产党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的方针推动下，民建参与了反对美帝国主义扶蒋反共、反对内战争取和平民主的运动，郑太朴也积极参与其中。1947年初，针对蒋介石召开“国大”及推行的专制独裁统治，由郑太朴、黄炎培、胡厥文等组成的民建常务理事会讨论通过了《反对国民党召开国大通过宪法的决议》，严正声明不承认所谓的“国大”和“宪法”，公开宣布站在人民的一边，誓与中共一起奋斗到底。2月9日，国民党反动派制造了杀害永安公司职工梁仁达并致13人重伤、数十人轻伤的“二· 九”惨案，郑太朴参加了随后在中共地下党领导下成立的“二· 九”惨案后援会的相关工作。
在交大任职期间，郑太朴不仅关心和支持爱国学生运动，协助学生团体邀请马寅初、施复亮、雷洁琼等民主人士到校讲演，还不辞辛劳地向工商界民主人士募款，努力从经济上资助学生运动。1947年国民党政府制造“五·二零”血案后的第二天，郑太朴与柳亚子、谭平山、许广平等17人立即在上海举行座谈会，痛斥国民党的暴行，严正指出国民党政府颁布的所谓“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是违法的，并盛赞“学生行为值得敬爱！”同年7月，在国民党政府的指使下，郑太朴被交大当局解聘。
离开交大后，郑太朴居住在其学生翟立林家（位于愚园路蝶村）的一个亭子间里。同年8月，经马寅初推荐，郑太朴来到中华工商专科学校担任数学教授，并主持该校设在朱葆三路（现名溪口路）的分部的工作。其间，他依然认真教学，并继续关心和支持爱国学生运动。他认为：“革命胜利了，科学才能真正做到替人民服务；否则，科学的成果，往往属于反动派。今天我们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集中力量打垮反动派。”
1948年5月，郑太朴积极开展多方筹款，支持上海市学联在交大举办“五·二零”运动一周年的纪念活动。6月5日，郑太朴还与中华工商专科学校的进步学生一道参加了上海的反美示威大游行，并曾与学生一起遭国民党军警围困，幸经友人王雪莹接应而脱险。针对此后反动派的疯狂搜捕，为了保护进步学生，郑太朴冒着危险多次将他们隐藏在王雪莹家中，并在设法获得“通行证”后资助他们转移至解放区。
返回上海后，郑太朴曾与郭沫若、茅盾、马寅初等24人发起成立全国学术工作者协会，后又参加了由沈体兰、张志让、蔡尚思等发起、在中共领导下的进步教授组织“上海大学教授联谊会”（简称大教联），致力于团结广大学术界人士，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正确主张，揭露和批判反动派的倒行逆施。1948年，经民主选举，郑太朴分别当选大教联干事会干事和大教联附设的文化研究所常委。在上海工作期间，郑太朴还一直与中共地下党组织保持联系，并多次检讨自己当年的脱党错误，希望能够恢复党籍，“叶落归根”。
1948年上半年，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提出“打到南京去，活捉蒋介石”，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郑太朴与在沪的民建常务理事们秘密集会，一致拥护中共中央关于召开政协会议的号召。此后，已任商务印书馆编审部长的郑太朴还先后聘请了几十位进步教授和专家担任特约编辑，准备在上海解放后为发展新中国的出版事业大展身手。
1949年1月18日，在中共上海地下组织的安排下，已收到参加政治协商会议邀请函的郑太朴随商务印书馆经理谢仁冰乘船赴广州、香港视察有关分支机构，并计划借机秘密转往北方参会。航行途中，积劳成疾的郑太朴于19日晚突患脑溢血跌倒在扶梯上。船只于20日靠岸后，郑太朴被立即送往香港东华医院，但终因抢救无效与世长辞。
图：1953年，郑太朴教授亲属赠送给同济大学的图书目录
噩耗传到上海后，郑太朴生前的朋友、学生无不悲痛万分。上海解放后，同济、交大、中华工商等三校的454名学生联名发起并筹备追悼会。1950年1月22日，上海各界人士隆重举行郑太朴同志追悼会，马寅初、盛丕华、胡厥文、俞寰澄等出席，黄炎培、柳亚子、谭平山等发表悼词，李平心等发表悼文。黄炎培在悼词中指出：“以先生待人之厚，赴义之勇，处事之精实，而又天资超卓，学力过人，朋辈中竟罕其匹。东方将明，哲人遽萎，百身何可赎耶?用书哀感，以永怀思。” 1950年2月，上海市人民政府追认郑太朴为革命烈士。
图：1950年1月，柳亚子悼郑太朴的挽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