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贫弱，工业不振，
宜多设工厂以裕民生，多办学校广育人才！”
这是周均时的强国图存之道
也是他一生的事业和抱负
他是创实业谋救国的实干家
求学兵工科技，立志实业兴邦
致力经济发展，支援抗战军工
为改变贫穷落后状况尽心竭力
他是办教育促发展的教育家
潜心教育事业，引领同济发展
传播民主思想，塑造革命青年
为培育国家栋梁之才殚精竭虑
他是争民主反独裁的革命家
伸张民主正义，维护人民利益
加入民革组织，投身反蒋抗争
为推动民族解放事业奋不顾身
本期“同济英烈”
让我们缅怀革命先烈周均时
感悟这位革命教育家的爱国和担当
英魂记忆：
周均时（189l～1949），四川遂宁人。曾在中国公学、上海高等实业学堂、吴淞商船学校学习。1913年和1922年两度赴德国柏林工科大学留学。回国后曾创办中欧贸易公司。1927年起，先后在暨南大学、中央大学、重庆大学等高校任教。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曾任同济大学、吴淞商船专科学校校长。抗战胜利后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参加争取民主、反对独裁的斗争。1949年8月遭国民党军统逮捕，被囚于重庆中美合作所“白公馆”。同年11月27日英勇殉难，时年58岁。
一、办实业谋救国尽心竭力
周均时，原名烈忠，字君适，1891年11月8 日出生于四川遂宁的一个商人家庭。父亲周汇山曾任聚兴诚银行上海分行经理。周均时幼年时即跟随父亲离开家乡移居重庆，十二三岁进入重庆正蒙公塾，1906年随父来沪后就读于上海中国公学英语科，1910年考入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船政科（1911年8月更名为吴淞商船学校）。就读期间，他的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进入上海高等实业学堂后，他曾担任学校足球队边锋，球艺过人；毕业实习时，他出色地完成了学校委派其驾驶“保民轮”驶往青岛港的任务，从而取得船长资格，开创了华人学生充任轮船船长的先例。为此，英籍航海专家奥斯汀教授曾称赞他是难得的人才。
早在正蒙公塾就读时，周均时便已受到同盟会会员杨沧白等老师反帝爱国思想的启蒙。在此后的学习过程中，通过目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对中国人民的奴役和国家的凌弱落败、百姓的悲惨境遇，周均时逐步建立了自己的理想，立志要“实业救国”，通过发展实业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1913年，从吴淞商船学校毕业不久的周均时通过了由成都稽勋局组织的留学生资格考试，并赴德国柏林工科大学深造。留学期间，他勤奋学习力学、弹道学等理论，关注和学习德国的兵工科技和组织管理，并主动关心和资助经济上出现困难的朱家骅等中国同学，帮助他们渡过难关。当遇少数外国人藐视中国留学生时，他便会挺身而出与之据理而争。他说：“吾理足而不争，岂不弃人权！若理不足妄欲求胜，徒自辱耳。”
周均时在德国留学时的合影
1920年秋，周均时学成回国。当年冬天，他从上海来到重庆，与董鸿书结为伉俪。落户重庆后，根据巴蜀交通闭塞、新兴产业不发达等现状，周均时向分掌四川军政大权的熊克武、杨沧白提出了大力兴办地方实业、“以科学振兴经济”的建议，并得到两人采纳。1922年秋，四川省政府计划在川内开办工厂，并委派他专程赴西欧考察。考察期间，因熊克武与杨沧白失和导致川局突变，原定的办厂计划被迫流产。于是，滞留德国的周均时再次考入柏林工业大学，师从冯劳厄（von Laue）教授学习和研究相对论理论，并曾聆听爱因斯坦的演讲。
周均时与夫人董希墨（鸿书）携女周遂良、子周遂初的合影
1924年，周均时回到国内。为了拓展中欧贸易往来，推动工业发展，他与友人在上海合作创办了中欧贸易公司，代理销售德国、奥地利、瑞士等50余家工厂的机械设备。朱家骅得知后曾劝他从政，但他认为：“我国贫弱，工业不振，宜多设工厂以裕民生，多办学校广育人才。”按照周均时的设想，公司采取直销的销售模式，以减少外商和洋行的层层盘剥，从而给国内厂商带来最大的实惠。然而，由于当时内战频繁、民不聊生，加之社会上迷信洋行的积习已深，除磨面、造纸等小型设备有一定售出外，公司销售的各类大型设备均无人问津，以致于公司仅经营了不到两年便被迫停业。不久后，周均时又在重庆开办了“巴山冰厂”，并经多年努力使其成为重庆市最大的冷冻企业。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掀起了规模空前的抗日救亡运动。受急剧变化的形势影响，为扩充军队规模、改进武器装备以巩固势力和地位，川军首领刘湘便开办了一家工业试验所（实为小型兵工厂），并聘任周均时为试验所所长兼武器修理所技术指导。当有人为此对周均时提出疑问时，他回答说：“我之所以要接受这两项任务，并非不知道刘湘过去在四川打内战，残害了不少善良人民，可是全国人民现已同是处在大敌当前、困难深重的危险境地，非上下一心，团结对外，无以图存。我能为该部急需的枪炮弹药贡献一点科技才智，意在促使刘湘能焕发爱国热忱，顺应民心，团结军民，共赴国难。”在周均时的指导和帮助下，川军的武器装备有了较大改善，也为日后川军出川抗战奠定了一定基础。全面抗战爆发后，主持国民政府兵工署工作的俞大维曾欲聘请周均时至重庆兵工署担任高级技术员，但周均时未予接受，而是留在了装备生产一线继续为抗战贡献才智。
二、办教育促发展殚精竭虑
1927年6月，周均时受聘担任暨南大学高等物理学与数学教授。因学识渊博、教学严谨且授课时深入浅出，周均时的课程很受学生的欢迎。
1928年5月，受校长张乃燕邀请，周均时来到中央大学担任数学教授。时任数学系主任何鲁教授曾赞许道，周均时所选用的教材“足为典范，敷讲有如连珠，一时盛况空前，亲教之助教学生，后多成为名教授。”其日常“行住坐卧，均以高深数理之书相随，未尝不终卷，未尝不演算，未尝不正误。”虽然学术精湛，但周均时从不摆专家学者架子，对学生的提问总是有问必答，耐心解答，直至学生完全理解教学内容为止。
1932年，周均时受聘担任重庆大学物理系主任。在讲授高等物理学课程时，他以风趣的语言、浅显易懂的渐进式教学方式讲授弹道学、兵器制造和射击技术方面的知识，既提高了学生听课的兴趣，也使学生在高深的科学原理学习中一次次豁然开朗，更加容易理解和掌握所学知识。他还曾以弹簧在拉力作用下会增加一定长度为比喻，鼓励学生要努力学好知识，并融会贯通加以创新。
“八·一三”事变后，同济大学辗转内迁，并于1938年底迁至昆明。1940年7月，同济大学校长赵士卿辞职。鉴于周均时留德多年，且在国内科技学术界已享有盛誉，经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推荐，周均时被任命为同济大学校长。上任后，周均时立即结合学校面临的校舍分散、经费不足、设备短缺、物价飞涨、师生待遇较低等问题做出了及时改进和部署：一是整顿校风，提倡合作精神，并慎重聘任各院系负责人；二是尽力改善教授待遇，很刹兼职之风，促进教材的编写；三是加强德文教学，增加学生的实习机会，改善学生的学习、生活条件；四是充实教学设备，组织力量抢修工具机和各类实习器材，并移用庚子赔款订造机器设备、添购附设医院所需材料和药品。他还指出，“同济”一直是国内唯一采用德语教学的实科大学，负有中德文化沟通桥梁的使命，纵然有各种困难，仍应吸纳德国学术的优势，不断为国家培养有用人才。
1940年秋，日本军机开始对昆明实行疲劳性轰炸，学校也有学生在轰炸中遇难。为了保证师生安全，学校决定再次迁校。经过多方努力，在校友钱子宁的牵线和李庄乡绅罗南陔的积极协助下，学校决定迁往四川省南溪县李庄镇（今属宜宾市翠屏区）和宜宾县（今宜宾市）。考虑到时局和交通状况，周均时提出了分期迁校方案，并得到了学校各部门的认可和国民政府教育部的批准。1940年10月，同济大学开始迁往四川。
1941年3月，周均时关于催运理学院实验仪器的批示
1942年4月，周均时签发的催运门诊部第二批校产的电报
到达李庄、宜宾后，周均时首先会同总务长安排好师生的住宿与日常生活，随后便与教务长郑太朴教授一道将主要精力集中在联系各系科师生、研究教学规划、考察教学情况、添聘专家讲课等教学安排上，保证了教学秩序的快速恢复。由于师资力量出现暂时短缺，他本人还承担了高等数学的教学任务。
1941年冬，因教育部未及时拨款，学校财政面临巨大压力，教职员工工资和学生助学金也被拖欠。为此，学校虽多次发电催款，但国民政府教育部总是一再拖延。其间，周均时还曾亲赴重庆，向国民政府教育部争取及时拨款和追加办学经费。由于工资和助学金无法按时发放，加之物价飞涨等因素，师生的不满情绪逐渐增加。此时，校内的“C·C”派学生也趁机煽动情绪，并以立即发放助学金、改善学生生活为由制造事端，不断向周均时施加压力。无奈之下，性情耿直的周均时于1942年2月辞去了校长职务。
1944年，中国公学的师生要求尽快在重庆复校。身为中国公学校友的周均时积极协助母校开展寻找校舍、筹措经费、延聘师资、组织招生等工作，后受聘担任该校董事长。同年，在中共南方局的领导下，周均时还与重庆进步人士税西恒在江北盘溪开办了蜀都中学，周均时兼任学校董事长，税西恒任校长。蜀都中学注重用新民主主义思想教育和影响学生，校内进步思想浓郁，故很快成为重庆爱国民主运动的堡垒。该校同时也是中共地下党活动的一个据点，在进步思想的引领下，一大批青年学生由此走上了革命道路。
1946年2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决定恢复“八·一三”事变中被日军炸毁的吴淞商船学校，并定名为“国立吴淞商船专科学校”。再次出任教育部长的朱家骅委派周均时担任校长，并负责筹备复校事宜。
从事教育工作期间，周均时翻译出版了德国学者韦斯特法尔（W.H.Westphal）著的《高等物理学》，编著了《弹道学》，其书籍还曾被京、沪、渝各大学选作教材。
周均时与妻子、女儿的合影
三、争民主反独裁奋不顾身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军队相继取得平型关战役和台儿庄战役大捷，周均时因此看到了国共两党真诚合作、团结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重大意义。此后，蒋介石开始推行消极抗战的政策，周均时便抨击道：“彼非真能抗战者，特借抗战以遂其领袖欲，不学无术，刚愎自用，任用私人，排除异己，以造成个人势力。推其用心，国家可亡，民族可灭，而其权力则不可失。训练百万大军，蓄无数量特工为其爪牙，民将无噍类矣！”抗战期间，周均时积极参加抗日宣传活动，常冒着危险发表讲演，深受爱国人士和进步师生拥戴。
周均时的“中国国民党重庆市党部党员参加竞选登记表”
抗战胜利后，广大人民迫切希望建立一个和平、民主、独立富强的新中国。国共两党签署“双十协定”后，国内要求和平与民主的浪潮日见高涨。迫于形势压力，国民政府公布了参议会组织条例和参议员选举条例。在重庆文教界人士的支持下，周均时参加了竞选并当选为重庆市参议员。当选后，周均时多次利用参议员身份伸张正义。因亲眼所见重庆市军警宪特的横行无忌，周均时便在1946年2月召开的市参议会第一次会议上提出了组建“人身自由保障委员会”以保障市民基本人权的建议，并得到了胡子昂等进步参议员的支持。此后不久，重庆化龙桥地区警察分局局长杨安中因区保干事未向其敬礼而与之产生纠纷，冲突中杨安中开枪并致街上行人熊生渠死亡，激起市民公愤。为此，周均时大声疾呼，要求惩办凶手以平民愤，并最终迫使政府当局将杨安中撤职法办。
1948年，周均时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并担任民革重庆地区负责人之一。1948年冬，周均时、何鲁、税西恒及重庆市私立大专、中等学校的四五十名进步教师与大公、新民、世界三家报社的负责人共同召开了应变问题座谈会。会议期间，何鲁、陈豹隐等发表讲话，批评国民党的反动政策，部分青年教师也痛斥文教当局以驻兵为借口强占学校、乱收学费及压制学生校外活动等种种暴行。最后，大家一致推举周均时等人组成了“文教界应变联谊会”。该会的成立对推动重庆文教界的爱国民主运动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1949年，即将灭亡的国民党反动政府更加疯狂地镇压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此前，周均时的公开活动早已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注意，只因尚无确凿证据并碍于他的声望暂时不便逮捕。在白色恐怖面前，周均时非但没有退却，反而积极地加入到民族解放的斗争行列之中。1949年夏，他参加了以杨杰为首的“七人小组时局讨论会”，制定了“保川拒蒋，迎接解放”方针，并着手承担对国民党地方部队策反的工作。
1949年8月24日，因民革内部“奸细”告密，周均时在重庆被捕，后被囚于重庆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白公馆”监狱。在狱中，周均时不仅痛斥了特务的暴行，还拒绝承诺不再参加民革活动。他曾对青年难友周居正说：“居正，你是一个青年，前途是无限量的。时代的巨轮是前进不已的，科学的发达是日新月异的。你们的头脑，一点也不能顽固，才能接受新知识。”其间，朱家骅等曾提出保释周均时，但未获蒋介石批准。1949年11月27日夜，周均时被国民党反动派残忍地杀害于歌乐山松林坡，时年58岁。
1950年2月，重庆市人民政府向周均时烈士遗孀董希墨颁发了“烈属优待证明书”。2018年1月19日，同济大学在学生运动纪念园内举行了周均时烈士浮雕揭幕仪式。
1950年2月，重庆市人民政府颁发的“烈属优待证明书”
同济大学学生运动纪念园内的周均时烈士浮雕
